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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文史天地

夜幕下的徐沟城

时间:2019-9-4 5:52:35   作者:李建安   来源:醋都网   阅读:1   评论:0
内容摘要:    亡国奴的童年  1938年深秋,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家窗框突然发出“咣!咣!咣!”的叩击声。声音虽轻,我却被惊醒,急忙穿好衣裳,奔出门外察看。原来是我三叔敲响的。他站在门口,慌张而急迫地小声告诉我:不好了!日寇要进...

  
  亡国奴的童年
  1938年深秋,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家窗框突然发出“咣!咣!咣!”的叩击声。声音虽轻,我却被惊醒,急忙穿好衣裳,奔出门外察看。原来是我三叔敲响的。他站在门口,慌张而急迫地小声告诉我:不好了!日寇要进剿呀!告你妈,快起来吧!”他说完跑向大爷房里。
  不到半个时辰,全家十余口人,像疯了一般,都急匆匆集中到大爷房间里,因为大爷是一家之主。男女老少都是围着他转。他的房间在里院最后边。那是最深最靠里的里外间房屋,既能男女分居躲藏,又易于集中商量事,是最安全的场所了。男人们挤在外间,女人和孩子躲在房里间。虽然全家人挤在外间,女人和孩子躲在里间。虽然全家人挤在一起热闹些,但这时都惊慌失措,丢魂似的都捏着一把汗,愁苦地绷着脸,噘着嘴。三叔较年青,他因经商、学医,去过沈阳城。懂不少知识,知道的事情最多,消息也最灵通。自然遇事就靠他了。他说:“看来日寇肯定要进剿了!从此,咱家要当‘亡国奴’了,听说日寇飞机还可能来轰炸!男人们一定要遭殃,女人们可能被欺负;孩子们也没有好下场。能躲就躲躲吧!”他说完奔出门外,又探听新的消息去了。
  人们都在外间,议论纷纷。有的说:“孩子们大的可以躲,咱家的孩子都还小,不能独立奔,只可留在家,看形势发展吧!”
  “男人们由人家吧!女人们怕日寇欺负,只可头不梳,脸不洗,专门换穿烂衣裳,装得脏一点好!”有人在出主意。
  也有的补充说:“是不是脸上专抹点锅底黑”改扮成披头散发的样子。”
  女人们十分齐心,说干就干,很快奔出门外改扮去了。
  两个妹妹,钻在里间炕上被窝里,露出半张脸。
  没梳头没洗脸,双手捂着眼,在那里啼哭呢!
  一会三叔又从街上回来了,不知又听了啥新消息。都奔到外间,围着他议论呢!他说:“衙门里的人,都吓跑了,(当时是国民党县政府掌权,群众称旧县府为衙门)。商店家家户户都关了门,街上人很少,都是走得慌张风快,真是大灾大难临头了。”
  女人们像疯了一般,迅速改扮了穿戴,脸上专门涂了锅底黑,又急忙钻到大爷里间去了。
  我已满七岁,懂了点人事,妈妈大胆喊我到她面前:“你不小了!该懂事了!大胆到村里逃命去吧!灾难时期,要自己爱护自己!”我想:前不久,跟着奶奶到王答村老舅家参加过婚礼。那里熟人多,道路也熟,该往那里去。我立即向离别的妈妈行了鞠躬礼,便大胆奔出街门。迅速走出北城门,一边走一边打听道路。一会就奔至董家营村,顺渠又跑了一阵,王答村就到达了。老舅家住村北大门院里,家只留两个女人;男人们都下地干活了。我讲了躲蔽日寇进剿的事。她们也表同情,感到事大,该躲一躲,但不像城里人,那般慌张。她们说:“就是轰炸,也不可能炸全城,躲也没用。娃娃家,还不如呆在家跟着大人好呢?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慌张时越该如此。”
  住了几天,听说日寇进完城了,但听不到飞机轰炸声,躲亲戚家,也不是常事。只好又回到城里的家。
  过去城里四个城门大开,人们上地劳动或走亲戚,十分方便。现在不同了,日寇和警备队站着双岗,进城门先要行鞠躬礼,然后要盘问好长一阵,才可放行,如果说不好,便要挨打!十分复杂紧张,像过鬼门关一般。眼前一幕,就使我大吃一惊,使人吓破胆了!前面走得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农。老农先规规矩矩向敌兵行了鞠躬礼,然后就被问开了,老农说是关外人,要走亲戚!守门兵瞪着眼回:“走亲戚干啥事”老农因家事不便说,只停顿了一下。枪托便砸到腰里了,连砸三下。老农哪敢反抗。他倒地了,只呀呀喘着气,爬起来就打恭救饶,但敌兵不理,不让他进城了。
  第二个轮到一个年青妇女,日寇立即变了脸色喜眉笑眼,挑逗着说:“花姑娘的,好!可以进城!”妇女既惊慌,又羞愧,低着头,只说了一句:“回娘家!”慌慌张张地行了鞠躬礼。警备队听到是回娘家,又看到日本兵已答应进城,便顺利地放进城去了。
  第三个青年后生,扛着铁锹,说是城里人,上地劳动回家。行鞠躬礼后,日本兵怒视警备队盘查、本来本人已讲清,该进城了。但警备队为执行命令,硬要详细盘问:“多大年龄?在城里住啥地方?家里几口人?结婚没有?”那个人ー一作了回答。问完了,才放行去了。我看了进城门的过程,稍稳定了心绪,勇敢冲上前去。先行了一个鞠躬礼,声明是城里人,算我命大,看我是个孩子,摆手让我进城了。以后县以上城门,日寇为“强化治安”又履行了出入城门查看“良民证”制度。这样老百姓出人城门,又多了一道繁杂的手续。
  城里形势大变,街上行人很少,街道两侧墙上,刷着黑字大标语,什么“日中提携!”“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圈!”等字样、家家户户挂着日本太阳旗。有的门口除太阳旗外,还挂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不知那有啥意思。商店开始起用“联合币”旧铜板被废止了。
  日本兵司令部,住南大街路西大门院里,天禄堂里设了“新民会”,北街路东设了特警队。日本随军妓女院设苏家港。西街开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中国妓女院。十字街路西日本人开起了“合作社”,说是日本经商,实际什么坏事都干。凡是日本兵住的地方,都戒备森严,半里外就不见人影了。
  让人们气愤的是:鸦片、料子不知不觉,到处流行开了。东街有一个原来精明健壮的女青年,吸料子后很快变成像疯子一般。我家大娘原是出名的师范毕业生,三叔是出名的好医生,现在都吸起了料子,整日高声喧哗,竟双双变成鬼一般。重要的是,从此,家破了,从富变穷了,竟穷到一个堂堂师范生,扛着长板凳上街叫卖,黑夜爬到房顶偷人。斜对门卖菜的妇女,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人逮捕枪毙了。
  隔壁小片家两口也吸起了料子,城里城外被染上毒品的人,竟占到五分之二还多,这些家庭都一天天败落下去了。
  一个在伪县政府工作的人,吸毒品后,穷到连接待亲属的钱都没有。老娘和弟弟从山东省来探视,他没钱接待。就住到我家隔壁,坏了门窗的破房草堆里每天老娘要饭充饥,住几个月后,没法生活,回老家了。
  社会越来越黑暗,形势确实大变了,一切由日本人控制,摆布,中国人敢怒而不敢言。人们私下议论说:“当亡国奴就是低人几等的奴隶,现在有四多:吸料子的多,乞丐多,偷盗多,家破人亡的多。”中国人被杀,受欺压、被蹂躏、妇女遭奸污成了平常事。社会趋于黑暗。
  启蒙课
  不论任何人,一生中总会遇到不少惊险而奇特的事。特别是刚懂事不久的少年,对于遇到的惊险事,知道的情节越清楚,就感到惊奇和激动,受到的教育也越深刻。
  1941年,日寇侵占我的家乡徐沟县城已经三年多了。敌人全面推行了“以华治华”、“东亚共荣”等反动策略,伪政权机构初具规模,什么“宪兵队”、“新民会”,伪县、区政府和“警备队”也相继建立。他们能到达的大村大镇,都修筑了炮台,派驻了武装或设立了关卡。县城的“警备司令部”以“强化治安”为名,推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派遣警宪特务,潜入各村、镇,疯狂地烧杀奸淫抢掠,坑害老百姓。日寇对县城控制得更严。四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日出开城,日落关门。白天日伪双岗守门,夜晚轮流登城楼值班巡城。不论白天和夜晚,警宪都不停地在大街小巷巡逻监视,甚至强制城关居民领取贴有本人照片的“良民证”。居民不论出城种地、走亲戚、上工、上学,均需向日寇出示“良民证”。
  日寇采取这么多戒备措施,目的显然只有一条:那就是限制、抵御共产党、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住在城内的少年,于1942年春天,发现了抗日标语,并且荣幸地看到了张贴抗日标语的英雄。这个敢于在日寇眼皮底下张贴标语的英雄,不像我想象中的飞檐走壁、杠枪举刀的侠客,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与共产党有一点瓜葛,也看不透与八路军有丝豪联系。他就是与我同院住的照相馆的店员,而且与我常常在一起玩耍的亲密朋友杜铁柱。
  要说请楚我怎样发现抗日标语,杜铁柱怎样张贴抗日标语,他怎样参加了八路军,还从照相馆说起。
  我家住在徐沟县城北大街牌楼附近的益记绸缎店。隔壁的大院里。院里有五间南房,被刚辞掉太谷开明照相馆差事不久的师傅范俊文看准了。他于1940年将房屋租下,办起了照相馆。靠街两间房住人、修片和存放照相器材,中间一间是走道.靠西两间是暗室,两个窗户用席片、旧被挡了个严严实实。为防止跑光,闲人是不许擅入的。照相布景设置在里院。这个照相馆开业后开始只有范师博一人。不久业务繁忙了,便雇用了他的近亲杜铁柱,作为徒弟培养使用。
  杜铁柱是徐沟王答人,年约二十岁,家境贫寒,父早逝,母子二人苦渡生涯。铁柱只读过两年小学,但为人聪明好学,能写会算。来了不到半年,照像、冲洗、修版技术,便样样能干了。师傳遇险有急事离馆,他也可照常营业。
  那时,我正在徐沟城王家巷小学读书,对照相这门新鲜手艺十分喜爱,下学后常常逗留在照相馆里,一边帮助他们干些粗活,一边偷学点手艺。后来混熟了,暗室也准我进去了。一两年后,在范师博和铁柱的帮助下,我不仅学会了照相、冲片,连冲洗剂的配料,放大常识也大致懂了。有时我家老人生病没人做饭,我便到照相馆吃一顿;家里来了亲成,我便成月半载的与铁柱睡在一盘炕上,照相馆逐渐成了我的家。我与铁柱彼此相处得像亲兄弟,我的快乐与苦恼愿向他吐露;他的家事与隐私也不对我隐瞒。
  1942年三四月间,范师傅因他哥病重,回了郝城营,照相馆由杜铁柱一人经营。一天午间,铁柱有急事外出,我协助他急冲几张居民证上用的一寸像片。不小心将一张底片掉到了定影剂里。当我用木夹将底片捞出时,底片上已经沾满了水。为了把水分弄干,我忙找软纸想把底片夹起来,无意发现冲洗剂旁修板台下,露出了红绿粉莲纸边。我搬起修板台一看,是剪裁好的十余张小条纸。为不致再办傻事,损坏了有用的纸。我把纸拿到灯下细瞧,原来是长五寸宽二寸的标语。第一页用黑色正楷端端正正地印刷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二页印的是“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以下还有什么,我不敢再翻下去了。那时,我已进人高小一年级,我明白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在日寇统治下的县城,这种事一旦被特务发现,是要被杀头的。我急忙将这些标语照原样压到修板台下,以后既没向铁柱和范师傅询问什么,更没敢向任何人提起此事。但我内心却充满了激动的思绪和无休止的担心、凝问:共产党、八路军啥时把标语送到我们这个院里的?还是范师傅和杜铁柱他们中某个人,把标语从外边带进来的?我想,不论是他们保存抗战标语,还是直接参加抗战活动,那都是一种爱国的大无畏的英勇举动啊!
  范师傅比我大十七八岁,是铁柱的长辈、我一直尊称他叔叔。他为人忠厚朴实,处事谨小慎微。平常我们在照相馆墙壁上画几个阿拉伯数字,他怕引起鬼子特务的怀疑,都要训斥我们一顿。像他这样的人,哪敢藏匿抗战标语呢?我想这个特殊人物,不会是范师傅,看来可能是杜铁柱。不几日,他的秘密行动,就被我这个有心人偷偷观察到了。果然,保存、张贴标语的就是他,范师傅似乎丝毫未察觉。就在范师傅回村料理家事的第三天后半夜。杜铁柱以为我睡熟了,轻手轻脚穿衣下了炕,然后传来了开大门的轻微响声。我抱着既好奇羡慕、又关心疑虑的心情,迅速穿衣跟了出去。在漆黑寒冷中,我站在门口隐蔽处,隐隐约约看到杜铁柱粗大身影正站在富隆永店铺突出的墙头前张贴标语。为不至让人察觉,影响他的行动,在他继续往南走向更漆黑的远方时,我提心吊胆地钻进大门,仍回房睡了觉。
  黎明前,他像平常半夜到茅房解手一般,不声不响地回来了。
  我迷迷糊湖地问:“干啥哩!”
  他一边往被子窝里钻,一边答道:“拉肚子哩!”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我留心观察,果然在富隆水、衙门街口、十字街、市楼等处墙上都贴出了我早已见过的抗战标语。那标语纸虽小,但十分显眼。
  不久,杜铁柱请假回王答探视老妈去了。两个月后,他返回徐沟城,辞掉了照相馆的事,既没有回家,也没到解放区,却奇怪地当了伪县公安局的警察。我冷言责问他:“为啥要做那叫人骂的营生呢?”他微笑着回答:“孩子家,你懂个啥?”
  三个月后,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徐沟城:杜铁柱携带几支最新式步枪,半夜顺城墙西北角悬绳出城:投奔八路军去了。
  徐沟解放后我经查访得知杜铁柱同志早与我党有了联系,几年间,一直从事张贴标语、送情报等革命活动。这次出走也是经党组织同意,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他到解放区后,分配到吕梁山一个独立团工作。由于作战勇敢,不到二年就提升为干部。解放战争初期,在进攻南尹村时不幸壮烈辆性。
  我的革命启蒙老师之一,我亲密无间的兄长杜铁柱同志,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他英勇无畏顽强奉献的革命精神,水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选自李建安《夜幕下的徐沟城》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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