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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

好故事等于好小说吗

时间:2021-3-30 20:36:18   作者:林培源   来源:清徐融媒   阅读:0   评论:0
内容摘要:好故事等于好小说吗——读余华长篇小说《文城》    《文城》所讲述的故事,既是民间的、又带有相当的传奇色彩,小说由“文城”及“文城·补”构成,两部分,犹如镜子的正反面,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居住在黄河北边的林祥福娶了借宿家中的纪小美,但纪小美却...

好故事等于好小说吗
——读余华长篇小说《文城》

好故事等于好小说吗


  
  《文城》所讲述的故事,既是民间的、又带有相当的传奇色彩,小说由“文城”及“文城·补”构成,两部分,犹如镜子的正反面,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居住在黄河北边的林祥福娶了借宿家中的纪小美,但纪小美却卷走其辛苦积攒的金条不辞而别。濒临破产的林祥福不得不四处拜师学艺,就此成为一位出色的木匠,试图重振家业。在林祥福绝望之际,怀了身孕的纪小美归来了,诞下女婴后又伺机逃走。为了寻找纪小美,林祥福将家中田产托予管家看管,背起女儿踏上寻找小美的漫漫长路。林祥福所找的地方叫“文城”,而“文城”其实是一个由谎言编织而成的虚构之地。林祥福最后落脚在江南的溪镇,带着女儿林百家在此生活,苦苦等待小美。“文城”部分便围绕这段寻妻之旅,叙述了林祥福父女与陈永良一家相伴生活,也铺叙了溪镇遭遇龙卷风、雪宅、北洋军阀的掠夺和土匪祸乱等“天灾人祸”等情节,借此塑造了陈永良、顾益民(溪镇商会会长、民团首领)、独耳民团、匪帮等人物形象。“文城”部分结束时,林祥福死于土匪首领张一斧手中,至死也没有寻见纪小美;“文城·补”作为故事的“补述”部分,则将前半部留下的悬念填补完整:纪小美究竟来自哪里?她为何与阿强私奔,又为何谎称他们来自“文城”?
  《文城》第一部分呈现的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文城·补”则以凝练、舒缓的节奏,追溯了小美作为童养媳、与丈夫阿强私奔等生命历程,小说的情节铺排、起承转合,恰似一台精密仪器,在逻辑自洽的基础上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更重要的是,余华重拾一贯熟稔的“温情”与“残忍”笔调,我们在林祥福与陈永良一家构成奇特又温馨的“临时组合”中读到是人性的宽厚和善意,而在土匪恶贯满盈和残暴罪行(割耳、斩首、砍杀)中,善良人身上的温情又被剥落殆尽,我们读到的是人性的扭曲和丑恶——至善与极恶如同两股绳索交织、缠绕,构成“文城”部分叙事前行的驱动力。这点,恰与其90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和新世纪的《兄弟》和《第七天》一脉相承(福贵与老牛相依为命、许三观在饥饿时用“嘴”炒菜以慰儿子等细节,便可兹佐证)。
  当然,任何故事一旦经过转述和复述,都面临稀释的危险,《文城》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部分只有在阅读时才能被激活和唤醒。《文城》腰封上那句“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即与此相关。“往事”与“序章”暗示了时间的分离、联合和往复循环。林祥福将自己从赖以为生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即便日后在溪镇成为万亩荡的富户,其生命仍旧是不完整的,这位少年丧父,成年丧母的少爷对“家”有着信仰般的渴念,情节起落之间,一个忠诚、朴直、宅心仁厚的人物形象肃然立起。
  在余华笔下,林祥福身上至纯至善的人性似乎从一而终:绝望之际重燃希望,直面匪祸,无惧死生。我们甚至很难分得清,这一人物到底属于“圆形人物”还是“扁平人物”?《文城》和《活着》都讲述了一个人的一生,但其叙事铺就的网络,显然比《活着》更为繁复,叙事野心也更为宏大。福贵的苦难经由第一人称(叙述人“我”和福贵自己)的转述和讲述,既高度压缩又极度舒展,缓缓道来的同时力拔千钧;《文城》由第三人称的限知与全知视角交叠讲述,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朱伯崇、张一斧(土匪头目)等人物轮番登场,这样的叙事方式,颇像是水浒传的“珠串式”结构,人物互相勾联,命运彼此缠结,曲折往复,环环相连。
  在故事的推进中,以林祥福为代表的众多人物的命运“不自觉”地卷入时代的浩劫、动荡之中。或许是因为出场人物众多,小说铺排的网络难以收束、统一,“林祥福寻妻”的情节,逐渐逐渐淡化为背景,溪镇的独耳民团与土匪的斡旋和生死对决,逐渐占据舞台中心;而“文城·补”又将纪小美和阿强以及林祥福的关系和盘托出,故事借此得以被重构并重新聚焦起来。
  由此,我们不妨将《文城》定义为“重讲一遍的故事”:在第一遍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浮在水面上的波澜壮阔,在第二遍的重述中,作者抛给我们的,是湍急水面下的静水深流。如果说独耳民团与土匪决战意味着“文城”部分的情节高潮,那么,雪灾中溪镇乡民祭天冻死的悲剧,则构成“文城·补”最惊心动魄的部分。两部分虽在情节上如同榫卯般相契,但同时,也构成了两座起伏的山峰,读者爬上一座山头后,又需翻山越岭,越过另一座山头,才能最终抵达故事的终点。
  这一结构安排或许和余华向来为读者所称赞的“温情主义”有关,余华擅长塑造人物生死相依、至死不渝的关系,如果说“文城”部分中对土匪暴行的描述让我们忆起“血管里流淌着冰渣子”的残酷冰冷,那么“文城·补”则缓释了这种状阔和激烈,代之以温暖和隐忍。
  如此看来,时间在《文城》中是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在流动,背后不能不说是传统中国的“循环时间观”在支撑。余华采纳了高度寓言化的“现实主义”写法,他有意抽象故事发生的确切时代和背景,无意将其与近代中国(清末民初)的“社会史”相对应。这是余华和众多当代作家的不同,余华的写作立场,既有别于格非、李洱那样的知识分子小说,又非基于大量个人经验的私人化写作。
  《文城》也并非历史小说,而是借面目模糊的“历史”容器来盛放故事的小说。这当然也让《文城》区别于余华其他小说的标识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拥有四十年小说创作经验的余华,择取了一条相对保险和安全的路,他将《活着》时期所擅长的“苦难叙述”与先锋时期对叙事结构的娴熟把握结合起来,写出了一部回到舒适区和安全区的长篇。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文城》是一部叙事一流的小说,但它和真正“伟大的小说”尚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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