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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记

刘文炳为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所题跋文之管见(1)

时间:2021-4-6 21:04:16   作者:侯耐根   来源:清徐融媒   阅读:0   评论:0
内容摘要:    刘文炳(1876—1954),字耀藜,徐沟镇宁家营村人。1902年考中陕西辛丑、壬寅并科举人。曾任徐沟县金河书院、清源县清源书院山长。1929年县志局成立,刘文炳被推任总纂,1942年写成《徐沟县志》。  此照片...



刘文炳为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所题跋文之管见(1)


  
  刘文炳(1876—1954),字耀藜,徐沟镇宁家营村人。1902年考中陕西辛丑、壬寅并科举人。曾任徐沟县金河书院、清源县清源书院山长。1929年县志局成立,刘文炳被推任总纂,1942年写成《徐沟县志》。
  此照片于1948年拍摄于兰州。


  (一)跋文原件

刘文炳为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所题跋文之管见(1)

  (二)跋文识读释文
  两札情文相生,剀切深到,如见古人春风夜雪之友挚。新会绝,年在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去此书时仅十九阅月耳。仲翔君亦以未再侍为憾。‘乱世远别,相见未审何时,不能不怅惘’,豈殆永诀之也!
  新会去后,余于其遗墨而有题者,此为其再。二十四年过定州,嶺南霍俪白(堅)出其所卷之汤蕲水(2)手書诗笺,属题。卷中先有新会题在,係補錄蕲水在美所寄之诗,盖前诗之前五首也。書法嚴整峻潔。题时于蕲水颇傷。今一憶之,猶在惓惓。是年两至西山卧佛寺,皆为诗怀旧。今日燹馀(3),苦忆僅记二绝,记此留痕,能为未来天旋地转後之(4)玄都观否?
  遗恨天凉好个秋,
  幾回欲说嘆还休。
  幼安畢竟知愁味,
  生死文章任去留。
  又到西山看佛来,
  七年风雨益相催。
  众生不解天花幽,
  痴向沉沉欲睡回。
  缅怀喬木凋零已久,时艱之急甚于耆期之艾,而中国人才之易消歇如此。
  三十一年五月徐沟刘文炳时仍羁秦州
  (三)跋文作者刘文炳
  不消说,出身于徐沟宁家营的刘文炳(字耀藜1875—1954)是清徐人的骄傲,是中华民国史上颇有影响的学者。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我们通过同样为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题写跋文的作者名单一望便知——共有十二人为梁手札题文,均是著述甚丰、工诗善书的硕学鸿儒,其中有任承允、谢国侦、刘盼遂、张鹏一、陈直、沈钥、刘国钧、梁实秋、胡适、刘文炳、罗家伦、张舜徽等,他们有的是彪炳史册的文化巨擘黄钟大吕,有的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一代文宗。而刘文炳,这个有留学日本经历的光绪年间举人,又是极负民族气节的仁人志士。一部先后耗时14年,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撰写的五十七万字的《徐沟县志》,拓宽了志书维度,丰富了方志内容,为中华方志史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页。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文炳中举后,由徐沟县出资,官费赴日留学,之后,加入了在日华人的进步组织同盟会。归国后,留徐沟县任职。1929年,徐沟县志局成立,刘文炳任总纂。1933年因经费问题县志局解散,而刘文炳在生活的艰难中,自筹资金继续撰写。1937年,日军侵华,迅速占领华北。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寇委任留日归国学子以伪职,为其服务。刘文炳拒绝利诱,毅然西行,出亡甘肃天水,一路跋涉,财物尽失,唯《徐沟县志》手稿及所携资料得以留存,又历时五年,1942年,全志杀青。其间付出及个中艰辛,自不待言。正如《徐沟县志》扉页自题诗云:“干戈落落五周星,抱器西来毕汗青。写出秋风汾水色,梦魂夜夜萝摩亭。”萝摩亭,即萝磨亭,也称落漠城,在今山西太谷县西北。《水经洞过水注》:“(涂)水出阳邑东北大嵰山涂谷,西南经萝摩亭南,与蒋谷水合”《元和志》卷13太谷县:“萝摩亭,俗称落漠城,在县西北十九里。”这里为其引伸义,心无旁骛只存一念地钻研古籍。
  (四)跋文写作背景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刘文炳遇到回老家探亲小住的冯国瑞(字仲翔1901—1963甘肃天水人),他们虽是刘文炳流寓天水后才结识的,冯国瑞又小刘文炳二十六岁,却是一见如故相契甚得的忘年交朋友,他们都是学问家,都是饱学之士,彼此都欣赏对方的学识才华。这时候的冯国瑞,已辞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等社会职务,专在兰州各高校任教,见了面,自有说不尽的话题和诗文学术交流。据载,之前,冯国瑞所著《麦积山石窟志》成书时,刘曾为之作序;之后,在冯编著的《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中,收录了刘的三篇学术文章:《与冯仲翔论秦公簋书》、《秦公簋及秦和钟两铭为韵文说》、《十有二公后之秦公》。他们还相携考察了麦积山。
  这次相见,冯国瑞拿出自己视作终生纪念品的珍藏展示给刘文炳看,这就是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62—1929,广东新会人,室名饮冰室)写给冯国瑞自己和薛笃弼(字子良,1892—1973山西解县人)的两通书信手札。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梁启超写给薛笃弼的信札会在冯国瑞手上呢?
  时间追回到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冯国瑞于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随即考上清华研究院,也称国学研究院,而研究院的导师正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泰斗。给冯国瑞授业的导师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冯国瑞本来就是素有“才子”之誉的学界全能,诗书金石、文史训诂,皆其所长,现在又接受名师巨匠的亲手栽培,可想而知,他的修为识见,自然就大步大前日长日进了。学制一年,毕业后,既急于回甘肃天水里居奉亲,又彷惶无所适从,而这时,导师王国维已沉湖自尽,便问计于已远居天津的恩师梁启超,而梁任公乐善好施慷慨助人且又爱才如渴的为人在研究院是有口皆碑的,随即寄来两札书信,其一是给他的,指津、鼓励、开导,另附一信,是给甘肃省长薛笃弼推荐他的说士书。信中,甚赞冯的学识才华。这一年,民国十六年,这一天,六月十三日。冯国瑞西归后,薛笃弼刚好调离甘肃,往他地任职,所以,梁任公给薛的说士书并没有派上用场,而冯国瑞却将这两札书信视若至宝,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做为纪念,并请所识学人名士题写跋文。
  这次相会,冯国瑞当然不会错失良机,在拿给刘文炳看两札书信的同时,也提出要刘题跋的请求。刘文炳当然也不会拒绝,看了两书后,想起故人故事,心情十分沉重,也就写下了这篇笔墨沉重的跋文。
  (五)跋文赏析
  这篇跋文,字数不多,但情感跌宕起伏,沉郁顿挫,读来并不轻松。
  起句,甚赞梁启超任公给冯国瑞和薛笃弼两札书信的文笔。“情文相生,剀切深到,如见古人春风夜雪之友挚。”情感与文采相互生发,并茂俱盛,中肯深切,并用“春风”“夜雪”两个典故,喻任公真挚待人的深情与奖掖后学厚爱人才的品格。“春风”一典出自明代王士祯《鸣凤记》:“倘蒙时雨之化,如坐春风之中。”“夜雪”则出自南朝宋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任诞》,据载:晋人王子猷居山阴时,曾在大雪之夜驾舟至剡访友人戴安道。诗仙李白有句云:“卷帘见月清兴来,疑是山阴夜中雪。”两个典故用于此处,足见作者对梁任公人品的景仰与感佩了。
  如果说,开头一句还较轻松的话,那么,下面文字的笔调便急转直下了。“新会绝”,一语其义有二,一则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以籍贯或任职地代称人名,古来有之。明清以降,此风已淡。而这儿,刘文炳重拾古人的称呼习惯以表达对任公的极度尊崇。其次,还隐含了不忍直言其死而婉示之意。一个“绝”,曲意表述,不忍言而言,定下了整篇文章怀旧凭吊的基调,极具概括力。“年在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去此书时仅十九阅月耳。”这里,作者准确地实时记下了任公去世和写此两札书信的时间,可见怀念之切,哀悼之诚,这实在是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啊!“十九阅月”为“阅十九月”的倒装。阅,历经也。
  任公之死,对于学生冯仲翔国瑞来说,无疑是深哀巨痛之事。八年后的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也即任公恩师祭日,冯国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便为两札书信题写序言忆及当年,其中有句曰:“匆匆西还,未往谒别,怅悔无极!”“对此遗简,曷禁颓山木坏之悲!”所以,当二十四年后的1942年刘文炳写跋文时,也看到了那年冯国瑞写的哀惋序文,道:“仲翔君亦以未再侍为憾。”“侍”,作陪尊者之义,犹《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之“侍”;另,乃有亲临义在。
  “乱世远别,相见未审何时,不能不怅惘。”这是梁任公给冯国瑞的信中语,情深无限。一语成谶,“其殆永诀之也!”难道这话竟是生死长别幽冥异路的的永诀之言吗?一声太息,撕心裂肺!
  接下来,文章转入回忆。任公去世后,刘文炳就曾为其遗墨题写过跋文,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题跋是民国二十四年的事。那年,刘过访定州,岭南人霍俪白(坚)拿出卷藏的汤蕲水(化龙)手书诗笺让他题写跋文。诗卷中已有梁任公的题跋在前,是补录汤蕲水在美国期间寄给任公的诗,诗笺的前五首便是。任公的书法“严整峻洁”,不亏是善书者。当时,刘面对汤蕲水的诗,无限伤感,就是今日忆及,仍念念于心,难以释怀。对于刘文炳与汤化龙二人的交谊源缘,我们固然已不可知,但据他们都与梁启超关系较密且又都有同时旅日经历推测,他们之间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是很接近的:他们共同的核心思想是“爱国”,共同的核心事业是“救国”。与称任公“新会”一样,呼汤化龙为“蕲水”,——汤化龙是湖北黄冈市浠水(原名蕲水)县人——表达了尊崇爱戴之意。足见,他们的友情是深厚的。而此时,梁任公已因医疗事故死于北平协和医院,汤蕲水则于民国七年(1918年)在加拿大遇刺身亡。梁汤二人均已作古,睹物思人,“今一忆之,犹在惓惓”,那就是情理中事了。当然,对历史大变革时期为寻求救国之道的探索者,我们不必苛求他们思想和政见一以贯之的完美,所以,对刘诗的情感倾向,也就无可厚非了。
  也在那年,民国二十四年,刘文炳曾两次游西山卧佛寺,都有诗怀旧。如今兵灾之余苦忆,仅能记起两首绝句。写下它留个痕迹吧,也不知将来时事更迭回黄转绿后,是否还能故地重游?“能为未来天旋地转后之玄都观否?”抒发了对岁月流逝的慨叹,孰可料到未来?这里作者化用了唐人刘禹锡《重游玄都观》诗“前度刘郎去又来”的句意,以抒时光不再之憾。玄都观本为道教庙宇,在长安,已毁,这里指代故地。以下是两首绝句。
  遗恨天凉好个秋,
  几回欲说叹还休。
  幼安毕竟知愁味,
  生死文章任去留。
  又到西山看佛来,
  七年风雨益相催。
  众生不解天花幽,
  痴向沉沉欲睡回。
  第一首,是南宋辛弃疾(幼安)《丑奴儿》词的化用,几乎可以认为是辛词的依韵唱和。无限遗恨,欲说还休,转而言他,似乎看破红尘,其实是万般无奈,文章生死,或去或留,由它去吧,这都是识尽愁滋味的唏嘘长叹。作者以幼安自况,抒发了由怀旧而引起的忧国伤时愁城难解之痛。
  第二首,是悼念任公的。由西山看佛,联想到任公去世七年来狂风骤雨紧相逼的时局。而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并没有被唤醒,民智未启,对先知先觉先逝者的良苦用心麻木不仁,对他们的思想、见解、政治主张不予理会。“众生不解天花幽”即是此意。这里的“众生”,明指佛寺里的有口无心的僧人,暗喻紫陌红尘中的芸芸众生。“天花”即“天华”,佛语,天界仙花。传说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感动了上天,天上的鲜花纷纷落下。据《维摩经-观众生品》载:“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观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刘诗中的“天花幽”,即隐喻先贤们——说的明白些,就是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深邃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主张。这首诗,反映出刘文炳忧国忧民“寄意寒星荃不察”(鲁迅语)乃至“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语)的殷殷之情和卓卓识见,这样的灼灼赤诚寸心与熠熠家国情怀在诗中是显而易见的。伤心悟道之言,源于切身的生命感受,也是作者与逝者灵魂的对接。
  两首诗,施以化用典故和比拟的手法,词直意婉,明白如话,自然清晰,虚实相间,去雕琢之痕迹,意境有实无华,读来朗朗上口。
  跋文最后,延续两诗之怀旧意境,继续抒情作结。“缅怀乔木凋零已久”,暗喻梁启超、汤化龙已故多年。在刘文炳看来,“时艰之急甚于耆期之艾”,梁、汤年轻就死,是未享天年的非正常死亡,实在是时艰急迫所致,而“时艰之急”对人的摧折,竟甚于老景催人而致死。“耆期之艾”,“耆”“期”均指老年,“艾”,尽、止,极言老年人之亡故。结语“而中国人才之易消歇如此!”这是怒向青天,愤愤恚怼,一吐胸中块垒!大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诗经-国风·秦风·黄鸟》)之悲慨!既婉转咏叹,又戛然而止,还能再说什么呢?要知道,刘文炳写此跋文的时间,为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即1942年,日军侵华,神州陆沉,天步艰难,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而中国的人才竟如此易被摧折!痛心之至,疾首之至!“易消歇如此”乃“如此易消歇”的倒装,更着力。
  总之,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短跋文,内蕴十分丰富,感情真切,撩人心弦,结构独步,旖旎别致。虽一咏三叹,回环迤逦,但读者并不觉迷离无着,恍兮惚兮,恰恰时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惊异。噫!刘评梁书之“情文相生,剀切深到,如见古人春风夜雪之友挚”语,正宜还赞此跋耳!
  注:
  (1)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甘肃社会科学》2007(000)006期刘雁翔、杨皓《梁启超致冯国瑞手札及学者题跋》。
  (2)汤蕲水:即汤化龙,1874—1918湖北黄冈市浠水县(原名蕲水县)人。梁启超旧好,日本政法大学毕业,著名立宪派人士。清光绪进士,授法部主事。曾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授。积极参于辛亥革命,1912年曾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以法治局副总裁,辞不就。1918年赴美国考察,取道加拿大温哥华回国时,被国民党人王昌枪杀身亡。
  (3)燹馀:燹,兵灾;余,残剩。遭遇兵灾而幸存。
  (4)之: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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