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院：静守岁月待重生

举人院 ：静守岁月待重生
李小霞   史保华

       县城永定街有条举人巷，举人巷里有个举人院。当我们按址几番打听找到那里，在落寞的老街巷中寻找昔日的影子，刹那间，历史的沧桑感萦绕于心。
       根据《清徐县志》记载，清顺治戊子年（1648）刘祚长、刘祚繁、刘祚全弟兄三人同科中举，乡里轰动，其家所居里巷被称为举人巷。《山西通志》中记载，刘祚长中举后又在顺治壬辰年（1652）中进士，授湖广宜城知县。宜城为水陆交通要道，支应差役极多，民贫瘠。祚长抚绥有方，得民心，升任户部主事，不久监察通州仓务，后升山东北河道，搜剔奸弊。退休归里后恪守本分，奖掖后进，培养造就了不少人才。
       举人院是一处二进的院落。进了大街门是一个不大的外院，进了二门才是个宽敞的里院，五间南屋为正，东西厢房各五间。整个院落宽敞、清静、明亮，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举人院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只有大街门头上的两个变形篆字“勤俭”和二门上遒劲而又秀丽的“种德第”三字非常醒目。原先在南屋檐下曾挂着两块大匾：“文魁”和“副魁”，现在已不知所踪。在举人院里，我们见到了悠然地守着古迹和老房的举人刘安邠的孙媳妇苏正家老人，与其谈起往事，已74岁高龄的老人记忆已然模糊。     
       但据史料可查，在这处举人院里，不仅出过刘祚长兄弟一代举人，后来还出过两代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这个院里的刘安邠中了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举人，“文魁”匾就是授给他的。同时中举的还有梁成哲、陈受中、刘文炳，人称四大才子。恩正并科是怎么回事呢？按当时的规矩，应当在1901年举行乡试，但是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往西安，辛丑年的乡试就没有举行，而推迟到了1902年，这一年的乡试成了恩正并科。当时各省总督巡抚纷纷上书朝廷，要求废科举兴新学，后来中国的科举制度就彻底废除了，刘安邠等也就成为了末代举人。刘安邠中举后曾任一段时间盐税官。他本人很清廉，而且不向上司贿赂，也不准下属役吏苛剥盐民。但在满清末年腐败风气十分猖獗的情况下，虽然盐民百姓对刘安邠非常拥护，但是他在官场上却遭受上司、同僚和下属的反对，无法继续任职，于是毅然辞职归里。临行时，当地百姓夹道相送，赠以“万民伞”。不久，清朝灭亡，民国之后又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当时，阎锡山和别的军阀曾请他当秘书，但他说：“古人云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他拒绝了军阀许诺的高官厚禄，甘愿过清苦的隐居生活。归隐后他悉心办教育，在原山西贡院改成的山西阳兴中学任国文老师，又在本县创办了女子学校，亲任校长，为处于封建压迫社会最底层的妇女进行教育。他所培养的学生后来有不少参加了革命，还有的成为解放军师级干部。他十分关心劳动民众的疾苦，曾收养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直至其去世。1945年，刘安邠因病去世，享年74岁。出殡之日，全县学校的教师学生以及县城百姓自发地夹道送别。
       举人院的“文魁”匾是授给刘安邠的，那么“副魁”是授给谁的呢？是授给他父亲刘应照的。根据现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的《山西乡试同年齿录》，刘安邠的父亲刘应照，为癸巳恩科副魁（举人副榜），例授徽仕郎，例封交林郎；祖父刘人聪为太学生（北京国子监的学生，相当于副榜），曾祖父刘翼廷为太学生。
       刘应照生卒年不详，据传说他一生两次中举，第一次由于家境不佳，把举人名份卖给了别人，第二次考试得副榜，因此授他“副魁”匾。刘应照读书很刻苦，深得他老师的赏识，老师将其女儿许配给刘应照为妻。刘应照是举人，其妻子的父亲是举人，儿子也是举人，一时传为佳话。可惜的是这两块匾在1958年失落，不知去向。
       从刘祚长到刘应照，再到刘安邠，可以说举人巷里的举人院是一处诗书世家老宅。如今，从举人院里走出来的后人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博士，在各个岗位为国效力。然而，如今的举人院却全然没有了过去的光彩，院内雕栏木刻所剩无几，很多地方斑驳脱落，罩满灰尘，站在这样的古院落前，着实让人忍不住发出“故人已乘黄鹤去”的喟叹。所幸，2009年9月，南营留举人巷4号刘家宅院挂上了“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可举人刘安邠故居2号院还未有效保护起来，在此，记者惟愿这记录着历史发展和沧桑岁月的举人院，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挖掘和利用，让这座具有人文意义的古建筑，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它本身独具的特色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