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

东湖

建于80年代的第三座水阁楼

建于1998年的第四座水阁楼

    第一节  东城的形成
    城外青山城内湖，荷花万朵柳千株。
    太汾风景少颜色，唯有清源入画图。
    这是民国初年清源知事（县长）续思文赞美清源盛景的一首诗，近百年来为晋阳人所传诵，清徐人更是家喻户晓。本诗所描绘的景色实为动人：城外西山青翠葱茏，城内东湖碧波荡漾，是三晋大地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湖周杨柳千株，枝叶绦绦；湖中荷花万朵，娇艳婷婷。这样的美丽风景，谁看了能不感叹，能不抒发其胸怀呢！
    东湖历经多年沧桑，到今朝，她更加花枝招展、容颜焕发。新的水阁楼拔地而起，高可入云端。文源路宽广顺畅，在东湖南岸通过，车水马龙，显出一派繁荣景象；紫林路平坦畅达，在东湖北边伸展，人来车往，风景绚丽。东临宽阔的美锦大街，醋都广场更显出一番娇媚，撩拨乡人情怀。
    如此美丽的东湖，她自古以来就存在吗？答曰：非也。东湖是在明代中叶晚期，即距今四百年左右开始逐渐形成的。
    清顺治《清源县志》载，康熙十四年（1675）任清源知县储方庆在《东湖记》中曾记云：“父老为予言：县故无湖，湖所占者悉平壤……”这就明示清源在400年前是没有湖的，储知县所说的东湖所占之地原来全是“平壤”。这块“平壤”上居住着清源东关街的居民，有街道多条，房屋若干，“平壤”西北处有玉皇庙一所，还有水井18眼（2005年东湖水抽干清淤可见三眼水井的遗迹），居民们操持着井浇地，春种秋收，过着男耕女织、幸福祥和的日子。
    然而，天公不作美，东关街的这块“平壤”，很快就不复存在。《东湖记》载：“曩时白石水涨，不以时疏导，悉归城东低下处，外障于垣墙而内溢以泉水，故水日增月盛，汪洋浩瀚而积成巨浸者，数十年于兹矣。”
    从清源县志、乡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东湖的形成，与白石河水泛滥成灾、汾河水肆意淹城密切相关。加之白石河为悬河，高出县城百数十米，每发大水，居高临下，东城地势低下，两河之水齐汇东城，日积月聚，使东城一片汪洋矣。在迎南风与李家楼之间，白石河的河心，有一名叫石片子的地方，这里地势高出白石河其他地段百十米，水流急湍直下，真乃无可阻挡。《清源乡志》卷十七记：“余邑之害，莫甚于白石山水，山深谷邃，每值暴雨，水势汹涌，直冲西城，城内洼下，居民岌岌。”后于白石河修成坝堰、滚龙堰，河水绕城分南北而流。清举子路宜中有诗云：“磷磷皓皓石峨峨，白石山中白石河。河水出山分南北，南条竟比北条多。”这样的结果，白石河水渗入地下，县城泉水遍地。这么多泉水，齐向低处流，不舍昼夜注入东湖。鉴于此，盖由白石河水、汾水、泉水，统灌东城，而逐渐形成了东湖。
    下面是杨宗新先生关于东湖形成及形成年代考证的一些结论。
    康熙十四年（1675），清源知县储方庆在《东湖记》中写道：“予以今皇帝十四年孟春来守兹土，既受事数月，凡境内山川风土，悉心历之。而东湖而卧榻傍，尤所朝夕晤对者。故其地形之高下，斯湖之本末，考之至晰，筹之至熟……父老为予言，县故无湖，湖所占者悉平壤……”
    从明万历十九年（1591）起，40年后，也就是当历史走到明崇祯四年（1631）的时候，清源贡生王象极写出了《清源十景诗》十首，序中写道：“湖，大陂也，清之有陂，居然湖矣，从未有以湖名者。余生也晚，每仝守一兄朝夕其间，见一碧渟泓……辛未春，约二三友人置一叶以航之。擎空浮碧，备极观游。时读书于上，有‘风月无私，间我即为私我，湖山谁主？游人便是主人’之句，因即以“清湖”名之。”
    根据如上叙述分析考证，东湖的形成以及形成的年代已然明朗。白石河水、泉水、汾河水灌注东城而形成了东湖。至于形成的年代，明万历十九年（1591）东城出现大、小、深、浅不等的“洿池”，后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汾河徙流东城下，堵塞东门和退水口，这就使东城在城内泉水群的注入下，东城积水逐年增加，估计用一、两年时间，原有的“洿池”就会变成“湖塘”。因此，东湖开始形成的年代推定在1605年左右是确当的，她到今天已有400年左右的历史了。
    东湖的形成，除了白石河水、汾水泛滥成灾、肆意淹城以外，清源泉水群东注也是其主要因素。
    第二节  东城门与水阁楼
    东城门位于东湖东城墙的中部。提到东城门，历史上时创时废。清顺治《清源县志上卷·城池》中记载：“明弘治二年，知县胡显宗创开东门，后因汾河水患复塞。”明万历十六年（1588）任清源知县的邵莅在《修城记》中写道：“城内东半地势洿下，无居民，遇有淫雨，止为注水之区。昔有东门，填塞年久。”后又说“再乞开辟东城门一座，上建城楼，内填洿池”。另，《清源县志上卷》中写“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邵莅重修复开东门，创建门楼。”
    鉴于以上记载，明弘治二年，知县胡显宗创开东门，这恐怕是最早的东门，那时复开东门，说明东城区还未形成东湖，只是“遇有淫雨，止为注水之区”。可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汾河徙流东城下”，这就势必要堵塞东门了。东湖形成以后，东城门也就不能再开了。《清源乡志卷之十六祥异》中记载：清道光二十四年（1854）“汾水由东门入城”，这说明当时东门还在。又据郭维忠先生《清徐东湖及水阁楼考》一文提到，在解放前夕，“东门洞、水阁楼洞住有狐狸”。这又说明东城门洞在解放前后仍然存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清徐解放初期，在清源县城东湖东南角，挺立着一座水阁楼。其楼基础是一底座洞式，中间六角砖砌，上为四柱通顶，四面隔扇，楼上层塑魁星泥像。此楼因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于六十年代拆除。据说早年楼上曾有石碑一通，后荡然无存。只知楼底座拱门有青石匾，上书曰：“文源”，落款为康熙××穀旦，又有石匾为“远山近水”。可见此楼建于清初康熙年间为实（郭维忠先生《清徐东湖及水阁楼考》一文中语）。这段话中有事实也有传说，此其一。
    据传县人王启昌，是城南一（今春光）清初贡生，曾任湖广（今湖北省）随州知州。卸任回乡后，看到本县元明以来出现达武科者人数多于达文科者人数，深感忧虑，请术士风水先生，察看清源县城风水，言曰：“清源本应文士辈出，因东湖退水，文士被水流散”。提出：“要今后士子群出，须压住走水流失。”于是将“官渠退水口迁位（由靠近东城门移向东南角）”，于清康熙初将退水口改道，建“龙门”，上修楼阁，塑魁星像，起名“文源阁”，俗称“水阁楼”，以示出文士之源。后清乾隆、道光各朝数次修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楼尚存，十年动乱彻底拆毁（郭维忠先生《清徐东湖及水阁楼考》文中语）。这段话中有事实也有传说。此其二。
    在这两段考论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两座水阁楼同时修建于清康熙年间，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楼尚存，六十年代彻底拆毁。这就告诉我们，上面两段考证中的两座水阁楼是同一座水阁楼。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王启昌是清初贡生，这“清初”，是“顺治”朝还是“康熙”朝？无明确记载。他赴湖广上任于随州知州是何时？卸任返乡又在何时？由于文献中无考，王启昌修楼之事，只能看作传说了。
    我们翻开史志查看，顺治《清源县志》中并无“文源楼”、“水阁楼”、“奎星楼”等的记载痕迹。光绪《清源乡志·水利》中记载道：“灌稼渠，一名官渠，在城外东南隅，以泄东湖水，闸口名龙门，上建奎楼。道光初，徐沟知县邓移水口于东门左，旧龙门、奎楼俱废。道光二十年、二十四年，白石水涨，挟汾河直从水口倒灌入城，势危甚，水口仍移旧址，止建石闸。”另外，光绪《清源乡志》修于光绪七年（1881），在修志时新绘的《乡城图》中，“龙门”上没有“奎楼”，而只有“石闸”。
    祁隽藻于1850年前后来到清源游览东湖，目睹东湖碧波荡漾，美景如画，写出了赞美东湖的长诗《清源东湖》。在诗的末尾，大学士写道：“安得飞阁入空虚，坐我海岳之画图”。这两句诗深深表达了诗人对东湖无有高楼飞阁的遗憾心情，他渴盼着东湖岸边能建起“飞阁”，使东湖“画图”更加美丽。
    从大学士祁隽藻的诗中可以说明，在1850年之前东湖岸边是没有水阁楼的，这与《清源县志》、《清源乡志》及光绪七年绘制的《乡城图》所示是一致的。这也就进一步否定了清康熙年间修建水阁楼的事实。
 鉴于如上查证分析，上世纪六十年代拆毁的水阁楼是何时修建的？下面，我们将根据事实作出明确的判断。据《清源乡志·水利》中记载及光绪七年绘制的《乡城图》所示，在“龙门”上没有“奎楼”，而只有“石闸”。这就说明，水阁楼的修建是在光绪七年（1881）之后。
    2001年春，杨宗新先生同高中昌、康守旺等先生，到迎宪一个名叫牛新发的村民家中，从他手中收回一青石石匾，中有“文源”字样，上有“光绪辛卯中秋”字样，左侧有“太谷杜受全题①”字样。
    从这块青石石匾上看到的“文源”、“光绪辛卯年中秋”等字样，可以断定，这块石匾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水阁楼拆毁后留下的一块十分珍贵的实物，它记载着光绪七年（1881）之后，于光绪辛卯年（即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东湖东南隅，修建了水阁楼。这座水阁楼应该是第二座水阁楼。
    旧的水阁楼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拆毁之后，到八十年代，在县政府的倡议下，由全县人民集资，在原址重建起一座新的水阁楼。此楼除基本保持原貌外，增加了许多设施，这座楼就是第三座水阁楼了。
    1998年，在全县人民集资修建的水阁楼的旧址上，再度重建新的水阁楼。此楼共九层，高49.88米，建筑面积4338平方米。气势宏伟，辉煌瑰丽。是为水阁楼之第四楼也。
    注：①杜受全（1825—1894），太谷人，字仲容，号芳坪。清道光己酉科（1849）拔贡，咸丰辛酉科（1861）以拔贡登分举，同治六年（1867）大挑一等。任邯郸，获鹿，邢台等县知县。辞官回村任纠首，主持《六义堂》事宜。同时，居家课子侄并讲学。精书法，学颜真卿兼习分篆，索书者多，恒以草书应之。太谷城内商号牌匾，杜受全墨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