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持彩练当空舞——西罗白

谁持彩练当空舞——西罗白
◆ 本报记者   苗志崇   刘炜

    西谷乡西罗白村：位于西谷乡南部，汾河东岸。共有村民1370人，耕地3000亩，以种植玉米、高梁为主，葡萄种植业为该村特色产业，种植面积400亩。全村逐步形成种植为主，运输业为辅的产业格局。2010年被列为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村。

    1993年4月12日，郭丁旺参加中国奔小康经验研讨会，
与李鹏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紫光阁前合影留念。

      在清徐，凡是上了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从前的西罗白是个什么样的村子。解放前，西罗白有着二百多年的制盐历史，西罗白村东有潇河，西有汾河，两河变幻不定的水情，漂走了西罗白人安居乐业的梦想。地是盐碱地，村是水害频发村，制盐成了西罗白人养家活命的不二选择。到抗日战争初期，西罗白有着整整十亩多的“灰沙疙瘩儿”，直到1972年,村里还有制盐留下来的大灰渣坡92个，土场47个，这些都是二百多年里西罗白人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累积”。虽然制盐已经达到如此的规模，然而，西罗白的盐却并不为人称道，即便是曾在那个困难时期受到过西罗白无私支援的晋东南游击区也是这样评价他们的——“你村的盐苦煞了！”盐苦、人穷，成片成片的大灰渣坡和土场，成为了游击队杀敌的好战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西谷乡系游击区，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府曾在此驻扎，有千余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人民解放军。西罗白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成为抗战时期闪耀在吕梁山区和晋中平原的一颗夺目的红星。
       新中国成立后，沉疴渐愈，百废俱兴，汾河——山西人的母亲河，终于展现出她温柔的一面。昔日破落不堪，穷得只剩下革命的西罗白村一跃成为全县农业十杆旗的挚旗手，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西罗白的农业生产代表了清徐乃至太原地区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光里，西罗白以舍我其谁的风范、当仁不让的气势，当之无愧地挚起了清徐的农业大旗。
       对西罗白近代发展接触了解的过程，对于我这个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来说，仿佛是回顾教育成长史的历程，是对许多曾经深谙于脑海的政治、历史课本中对共产主义、新中国发展历史的微观解读，西罗白像是那个时代教科书的成功范本。时代在发展，但关于过去和现在、精神与物质的争论从未平息。对西罗白的近距离观察，是否可以让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承接有一种更深的理解，我不得而知，但西罗白却牵系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人埋藏于心底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或许，从这些不很细致、甚至有些粗枝大叶的陈述中，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思考和答案，这就是以史为鉴的价值吧！
       历史，从来都是人的历史，在一些历史时期中，一些人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时势造英雄”，也是“英雄彰时势”。对于西罗白来说，他们也有一个舵手式的神奇人物，这个人就是郭丁旺。

血与火中成长

郭老近照

    郭丁旺，出生于1935年。父亲是村里的老中医，哥哥、姐姐、姐夫、舅舅、舅母都从事革命工作，是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由于怕遭到阎匪军的迫害，十二岁的郭丁旺随着亲人来到吕梁山区根据地的交东完小接受革命教育。1948年4月，临汾解放，革命形势进一步好转，郭丁旺来到了位于今交城县夏家营镇覃村的解放军八分区野战医院从事服务工作，每天还要从覃村步行到今晋源区的王郭村送信。时至今日，已是古稀之年的郭丁旺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六点起床出操，晚上为伤员送水的情景，由于床铺不够用，郭丁旺就和伙伴们睡在地上的秸秆里。不过，郭丁旺一直觉得，这些经历和解放军流血牺牲比起来算不得什么。由于他长期在外，家里屡经阎匪军“要人”的骚扰，最惊险的一次，清源特警队的刺刀就顶在了老父亲的胸口上，全村百姓跪地求情才保全了老人的性命。经历了如此生死考验，1949年太原解放后，郭丁旺随着姐姐姐夫回家，胆小怕事的老人说什么都不肯让郭丁旺离家出外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决定对当时初识革命滋味的郭丁旺是一个人生道路的转折，我们不知道命运的安排对于青春激情、大好年华的郭丁旺是否是一种“不幸”，不过，在我作为一个清徐人有些狭隘的本土意识里，至少我们是幸运的。

闪光的足迹

    1951年，郭丁旺任本村民兵营长、治安主任；1955年，西罗白初级农业合作社成立，郭丁旺任主管生产的副社长；1958年，拥有3123亩地、1200多人的西罗白村粮食总产达到了惊人的1010797斤；1959年，工作出色的他升任西谷公社团委副书记；由于种种原因，1959年西罗白粮食大幅减产，1960年甚至只有49万斤的总产量，1960年后半年，郭丁旺临危受命担任西罗白村党支部副书记、生产大队长，当时村里甚至连人的口粮都成了问题，郭丁旺向西谷醋厂借了麦麸子才勉强度过难关，1961年，西罗白粮食产量恢复到80多万斤，1962年创全县最高纪录——98万斤；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郭丁旺被错误地划为“四不清”干部，挨了一年半的“整”。由于西罗白村的地理条件的原因，全村3000多亩地有800多亩是盐碱地，从1964年开始，西罗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直到1972年，农田基本建设才告一段落，盐碱地基本改造成功，由于制盐而造成的凹凸不平的地貌恢复了平整，92个灰渣坡、47个土场全都变成了可耕种的良田，同时植树20余万株，生态环境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7、1968年西罗白粮食亩产达1000斤，1970年后达1200斤；1970年郭丁旺任西谷公社副主任，1971年任西谷公社副书记、副主任（郭丁旺仍然兼任西罗白村的各项职务），1971年，西谷公社粮食亩产530斤，勇夺全县第一，同年，西罗白成为省、市模范集体，此时西罗白的集体资产有存款47万元、小麦100万斤；1972年，由时任省委书记解振华亲自主持的全省农业现场会在西罗白召开，西罗白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工作经验向全省推广，渠成网、地成方、树成行、道路笔直成为省内平川农田基本建设的标准要求，至此，西罗白村成为了能灌能排、生态环境优越、防自然灾害能力强的一方风水宝地；1973年，郭丁旺升任西谷公社书记，西谷乡亩产达700斤，1973年亩产达800多斤；1975年，郭丁旺当选为县委常委；1977年，郭丁旺任清徐县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农业；1978年，郭丁旺作为全国劳模、代表太原市参加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同年，任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同时还兼任西谷公社党委书记、西罗白大队党支部书记；郭丁旺在分管全县农业的8年4个月的时间里，全县粮食总产一直呈稳步上升态势，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4亿斤。
    这一串串光辉的履历背后，是郭丁旺不为人知的付出，在1973年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之前，这个西谷公社的书记还一直在地里“挣工分”。

平凡中的神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支撑着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汉子一步步地取得了如此惊人的业绩？在郭老的住处——一处老旧的宿舍楼里，我们对这位神奇人物作了专访。
       不到八十平米的建筑面积，旧式的布局结构，过时的家具，狭小的客厅正中摆着一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流行的十八吋平头方脑大彩电，这好像是屋里最“现代”的摆设了。有些出人意料，又似乎在情理之中，和屋里的主人一样，这平淡简陋的居所让人感到了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我不禁想到了《陋室铭》中“惟吾德馨”的名句。
       在郭老淡淡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其实郭老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工作中，他有着勇者无畏的姿态，敢闯、敢干，在属于自己的工作领域里，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男子汉”。即便是在沦为“四不清”干部挨整期间，依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一个庄稼人的本色磨砺自己，不颓废、不放弃，能在领导的位置指挥若定，也能在沉下来的时候处事不惊。郭老主政西谷公社期间，一年有大半年跟着拖拉机在地里跑，当上了县领导之后，有一段时间曾分管企业生产，他坚持定期与煤矿工人下井，了解生产情况。郭老敢行敢言，干什么也想干出个名堂来。他有一句口头禅“办法总比困难多”，无论是在村里、公社、还是县里，他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为他带来了出色的业绩。他善于、敢于拍板，不怕担责任和风险，在那个人人都谨言慎行、谨小慎微的年代，他由于粮食种植问题被人贴过“大字报”，尽管事后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但那种铺天盖地的压力却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1973年，清徐的高粱棉蚜虫病害高发，一时间却找不到有效的防治方法，时任西谷公社书记的郭丁旺到处求医问药无果，最后凭着自己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借鉴外地的棉蚜虫防治技术，成功解决了高粱病虫害问题，经中国农科院检验，称其“为全国高粱棉蚜虫防治创造了宝贵经验”……这桩桩件件，无一不是在冒着一定风险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访谈中，郭老依旧不改当年的豪爽本色，语气铿锵、豪情满怀。话语间，没有丝毫关于个人的荣辱得失的回忆，有的只是对当年工作奋斗历史的缅怀。像郭老这样的人，我们接触过不是太多，我们为他那种一心为民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有句话说：“心胸决定境界，心态决定命运。”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如果没有毫不利己、胸怀万民的胸襟，没有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心态，如何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如何能改变那一方水土贫穷落后的宿命？
       听说我还要到西罗白做实地采访，郭老颔首微笑，却不肯为我的采访做任何建议。或许，这是一个老党员对于宣传家乡保守的态度，或许，这是一个老西罗白人家乡情怀的含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