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的另外一行足迹——武家庄

晋人的另外一行足迹——武家庄

本报记者   苗志崇   白俊英   刘炜

武家庄村委会

    徐沟镇武家庄村：有人口一千余人，耕地1400余亩，农业种植以玉米为主。近年来，该村发展迅速，已融入徐沟“百镇建设”整体发展战略之中。

     武家庄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村庄，名为“武”家庄，却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武姓，村中九成以上的住户为阎氏家族，身边就是名重一时的商业重镇徐沟城，却没能使它和晋商文明过多地结缘，虽然村中的居民在历史上有过长期从事制盐的经历，其制盐的质量也曾享誉周边，但最多也不过是三五个人的家族企业，“在巨商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余秋雨《抱愧山西》）这样的评价对于这个村子似乎是很适合的。
       但在详细地了解了阎氏族谱、徐沟古方志、刘文炳先生的《徐沟县志》等一大批文史资料，走访了县域乡土专家关光远先生、武家庄的阎恩镇先生等人之后，却发现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游离于“晋商”之外的精彩世界。从明洪武二十六年参加乡试的武家庄阎氏始祖阎肃开始，武家庄的阎氏家族先后有十八人在清徐本土和清徐以外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如一颗颗星辰璀璨于历史的天空。刘文炳先生在《徐沟县志·人物志》中这样评价阎毓伟（阎氏后人）——见危授命以死勤事者，孔子许为成仁。负义不屈者，孟子以为大丈夫。山川生色，足动后人，非直循良有为已也。
       包括余秋雨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晋人是“学而优则商”，但阎氏家族的发展史分明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从阎氏族人在洪武年间到康乾盛世的历史记录，再到清末民初的生活片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更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理念的生存智慧，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

嘉平渠之谜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里，水利工程是事关民生的大事，武家庄历史上的农业灌溉以附近的嘉平渠为主。在武家庄采访时，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个嘉平渠都情有独钟，都能说上几句关于嘉平渠的传说故事，虽然这些“传说”大同小异，但却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老人们的“说法”中，“阎柳”是一个出现频率最多的名字，众口一词的是，嘉平渠的修建，似乎还有阎柳“以权谋私”之嫌。在我们查阅阎柳的资料时，阎柳仅是远在陕西的“县令”、“通判”而已，直到后来，“后报升镇宁州守”，而阎柳“竟不往任期”。以区区一个七品官能干预到家乡的水利建设，真让人难以想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史料中的嘉平渠有两次工程记录，第一次是嘉平渠的修建：“嘉平渠一道，自明嘉靖年间奉旨开设，乃洞涡河（今潇河）第十八道泥渠也。上至长寿村（榆次），下至武家庄，并无一粒租粟……至明末不能挑浚，以至壅塞，踪迹仅存（康熙《徐沟县志》水利篇）。”第二次是阎毓伟列传中：“倡开嘉平渠，引洞涡水以灌地。至今利之。”（刘文炳《徐沟县志》）令人惊奇的不仅仅是这两次修筑，而是“并无一粒租粟”的记载，能够享受这样“优惠”的政策，而史志的记载中并没有注明其因果关系，这是特别值得今人玩味之处。后人总结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时，曾明确提出导致朝代更替的一个重要原因——破产。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享受到这样的待遇，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翻阅历史时，我们似乎可以精确地找到答案。阎毓伟之父阎柳曾历任直隶易州通判，陕西华亭县令等职，因祖茔河逼乞致归……后报升镇宁州守，“竟不往任期”，他不往任期的原因是“彷徨先人丘墓”。
       嘉靖四十一年，圣旨嘉奖阎柳父母，分封为文林郎、孺人，万历四十一年，分封阎柳妻石氏、继妻白氏为孺人。阎柳在任时，“华邑豪宗强半占田，逋赋最称难治。公执法不阿，履田册文，夙弊一清，远近畏服。惠民攀卧不能留，有愿公世世为官之祝。”（清户部广东司郎中、祁县进士周继芳在《赦封文林郎阎公暨原配石孺人、续配白孺人墓志铭》）“崇祀名宦，德政详《华亭县志》。升平凉府惠安堡管盐捕盗、通判时，盐法久废，至任复兴。”（《徐沟县志》（光绪））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个基层干部，先后两次受到皇帝的嘉奖，“奉旨开设”而且“并无一粒租粟”，是否应该就是在情理之中、顺理成章了呢！

阎氏家族的生存哲学

       翻开徐沟史志，某些章节几乎就是阎氏的家谱——阎肃，柳之祖；阎毓伟，柳之子；阎鸿泰，柳之孙，康熙十四年举人；阎开泰，柳之孙，康熙十一年举人……据关光远先生介绍，包括徐沟城、王答乡等很多村子的阎姓人都出自武家庄阎氏一族。在史料中，不乏阎氏族人在外为官的记录，但让人惊奇的却是，这个似乎和晋商不太搭调的姓氏，却有很多佼佼者选择留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在《每周一村》来说，恐怕，这个要归入清徐历史人文的研究中，要归入三晋历史发展的大课题中。
       据武家庄阎氏第二十五世传人阎恩镇先生介绍，武家庄村曾有“两庙一堂”，“两庙”是龙王庙和关帝庙，龙王庙位于村北，是村民祈雨、祭祀的地方。“一堂”就是阎家祠堂，祠堂门前立着一根高达二丈的旗斗，旗斗上一共悬有两个“斗”——这“斗”是用铁铸的，形似人们舀米面的、梯形状的“笥子”，四个角挂着铜铃，风一吹就会“叮当”作响，代表着阎氏家族的骄傲。
       经历了明清朝代更迭的阎氏家族，制盐业成了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关光远先生和阎恩镇先生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家家冒火、户户生烟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制盐，武家庄制出的盐在周边享誉一时。我们注意到，清末民初的这一段时间里，阎氏家族似乎与仕途愈行愈远了，他们的制盐，也仅是享誉周边而已，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囿于一域的活动范围和看似保守的生活方式，让武家庄人和政界、商界的精英阶层绝缘了么？还是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丢掉了祖先的优良传统呢？
       在《徐沟县志》（康熙）和一些相关的资料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哲学。阎柳“竟不往任期”之后，“怡志林泉，乐耽书史”；阎柳的孙子阎鸿泰遗留下来的诗作中，也大都写景抒情而已了。在《层云台劝农》中，阎鸿泰这样写道：“缓步层台上，川原四望平。桑麻频有劝，鸡犬静无惊。风递田畴绿，云移岫壑明。使君何所似，似水洁弥清。”对于一个数世宦海沉浮的家族，对于那个跌宕不安的年代，或许这就是他们的答案……
       在很多反映山西历史文化的资料里，似乎“晋商”文化的声音更加高亢、更为“主流”。但武家庄人带给我们一种“晋商”之外的新视野——虽然他们对文化同样尊重、更能通过文化改变命运，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却是另外一个形态。在面对同样贫瘠土地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离开，而是成群结队地搞起了制盐，硬生生地从不足以温饱的土地里挖掘出了生存的资本，与那些浪迹天涯的走西口、闯关东的同乡们相比，和他们充满了坎坷和未知变数的生命履迹相比，这应该是更为幸福的一种生存方式，不要婆娑的泪眼，不要天南海北、撕心裂肺的牵挂……
       作为武家庄的首期居民，在清末民初的刘文炳所著的《徐沟县人口志》第三章《人口之演化》中，已经没有了武姓的记录。兴旺的阎氏家族更替了多少代，倒也没有人动意易名“武家庄”为“阎家庄”。究竟是“不能忘却的纪念”，还是缅古怀今的思考，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在我们想来，对于作为一村之望、兴盛至今的阎氏家族来说，对于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亡族”来说，这种宽容的态度背后，是他们生生不息、繁衍壮大的奥秘所在。
       想了很久，写了很久，心犹未足。如同所有山西人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我的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那些反映晋商文化的经典画面，然而今天却稍有不同，因为有武家庄朦胧耸立的旗斗，因为有渺茫之音依稀绕耳的戏台，还有关光远先生含蓄深邃的笑容。或许，只有明白了这些，才能够了解山西文化，了解晋人的精神，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绚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