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钟灵

◆ 纪念王钟灵   ◆ 马俊之

       李祥就是王钟灵，李祥是他调回家乡清徐县工作时更名的。1945年春，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后时刻，钟灵被组织上从离东县调回清徐县担任县武委会主任。
       抗战胜利后，打了八年仗的解放区军民还没来得及喘上口气蒋介石就发起了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内战。清徐县紧邻阎锡山统治的省城太原，成为对敌作战的最前线。在整整八年的抗战中，钟灵先后在孝义、汾阳、离东、清徐等县的平川和边山坚持武装斗争，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1945年12月30日，是钟灵的忌日，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悲痛日子，我终生难忘。钟灵本是一个体魄健壮、生龙活虎的青年干部，不幸在这年秋天感染上虐疾，一直未能治愈。但他仍然坚持工作。12月29日晚，他率领武工队执行任务后，夜宿在清徐北山的北程村。当晚被叛徒告密。30日凌晨，阎匪军一个连的兵力包围了村庄，并抢先占领了他们住所周围的房顶。在寡不敌众的危急关头，钟灵立即下令武工队迅速突围，他自己持枪断后掩护大家。他临危不惧，把活的生路让给战士们，自己一人孤身作战，腹部连中数弹，鲜血直流，他一手按住伤口，一手持枪英勇还击，直到子弹用尽，终因出血过多，倒在血泊之中。敌人围上来后，不仅残暴地把他的右手砍断，还丧心病狂地用刺刀划开他的胸膛和腹部，把内脏挑出来……钟灵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敌人撤走后，战友们和群众赶到，抱尸恸哭，安葬了他。
       这一噩耗，我是在半个月之后才得知的。那天，我正在交城边山参加工会干部会议。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万分震惊，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因为在整整八年的抗战中，钟灵都是坚持在对敌斗争第一线，他曾历险无数，但都应付自如，化险为夷，为什么这次竟会……我们已离别四年多没有见过面了，不久前，我托人给他带去一件我亲手织的毛背心。他回信与我约定春节在交城山相会，但不幸就发生了。
       地委组织部的同志沉痛地安慰我说：“这是真的，你要坚强些，承受这一事实。我们所有的同志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后都感到悲痛和惋惜。现在前方战斗已经打响，你不能到前方去，钟灵的遗体已由组织和群众安葬了。”当时开会的人都是男同志，大家听到这一消息，个个悲痛，沉默无言。我悲痛欲绝，转身回到自己屋内，痛哭了一场，直到四肢麻木，全身颤抖。我为失去这位年轻有为的伴侣和战友倍感心痛，也为他的英年早逝万分痛惜。在悲痛的时刻，我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我们都应有精神准备，打仗就会有流血牺牲，留下的人要活得坚强，继续战斗……”我只能以极大毅力克制自己，从悲痛中解脱；我只能怨苍天不公；我更加仇恨敌人的残暴。我不忘初衷，我是革命者。此时，我能做到的就是擦干眼泪，坚持工作，面对残酷的现实，我没有休息过一天。   
       钟灵的牺牲，引起清徐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组织上查明，因阎匪军屡遭钟灵率领的武工队沉重打击，为了报复，敌人阴谋策划，诱降了跟随钟灵的通讯员李佩文。李出卖情报，让阎匪夜袭了钟灵的住地，残害了钟灵，后来，人民政府终将叛徒李佩文抓捕归案，绳之以法。  
       我与钟灵有七年的婚姻史，但实际上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总计也没有三十天。那时正值国难当头，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心中只有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共同信念。多年来，我们似劳燕分飞，各在一方。我们在不同地区、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工作着，仅在1939年底、1940年冬、1941年秋，三次短暂相聚。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没有一件共有的财物，甚至连一张合影也没有。他留给我的只是一些无尽的追忆和哀思。
       我们最早相识在1938年初，当时王钟灵是中共孝义县委派到平川开展敌后工作的“牺盟会”干部，也是一区的负责人之一。他于1 937年参加革命，同年1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父亲积极支持抗日运动，因此我家就成为了他们的工作据点。初次见到他时，他身穿军装、头戴军帽，高高的个头，显得十分英俊，那时他仅十七岁。他聪明精干，言谈举止成熟，给我的家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是清源县人，家境贫困，读完小学后，因父亲走口外（今内蒙）谋生失去了音讯，他十五岁就进城当店员，小小年纪就担负起了养活全家的重任。日本鬼子打到家门口时，他决心不当亡国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是我最早相识的同龄的青年战友，他在我家食宿的那些日子，使我们相识，并彼此产生了敬慕和喜爱。
       我们最后一次相会是在1941年秋，这时钟灵是汾阳县七区区长。我从交城山到汾阳下乡工作。当时敌据点密集，敌伪军活动频繁，钟灵几乎每天都要带武工队去袭击敌人。我们仅在水泉村短居数日，就在峪道河畔依依惜别。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生死诀别。
       钟灵留给我永恒的印象是他那张年轻天真的笑脸。钟灵不仅性格开朗、意志坚强，他还勤奋好学、机智勇敢、为人热情、助人为乐。在战争年代，为了适应环境，他有时身着军装，是个挺拔威武的军人；有时又头裹白毛巾、身穿便衣，一副地道的晋中平川农村小伙子模样。他从不离身的有三件宝：即自行车、手枪、口琴。他的车技高超，夜间能在农村狭窄的田埂上骑车，遇有敌情，还可以一手把车，一手射击。平时休息时，他喜欢和战友说说笑笑，拉家常，喜欢摸出那支口琴吹些刚学会的抗日革命歌曲和晋中平川流传下来的民间小调。许多年后，我在成都遇到几个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大家回忆起他来，依然充满深深的怀念之情，对他的英勇牺牲痛惜不已。
       钟灵牺牲时仅二十四岁。他在晋中平川的抗日战场上，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当年的清徐县委书记张重明在悲痛中为他谱写的一首歌，一时在清徐县老百姓中广为流传。记得这首歌的开头几句是：
       李祥家住清徐县，
       他是中共好党员。
       汾孝离东到清徐，
       英勇抗战整八年。
       能吃苦，排万难，
       坚持抗战在前线。
       1948年冬，我从文水到祁县，参加晋绥八专署召开的中学领导干部会议。会后，我专程绕道清徐县南营留村，看望了钟灵的母亲。老人家十分瘦弱，当我作了自我介绍后，她抱着我痛哭一场。任何劝慰都难以抚平一个母亲失去爱子的悲痛之心。她向我哭诉道：“钟灵参加革命后，我生活无着落，只有带着小儿改嫁，又生有一子一女。但不幸丈夫早逝，生活依然困难。现在是靠政府对烈属的优待粮维持生活，命苦啊！……钟灵回到清徐后，我就上山见过儿子一面……”
       那时，我已做教师工作，有点津贴，就把身上仅有的几元钱都留给了老人。一切无奈，我只能饱含泪水告别了老人家。建国后，我曾收到她的女儿从沈阳的来信，说自己婚后随丈夫在沈阳安家，已工作。母亲随她一起生活，没有困难，我很欣慰。
       1983年我回山西，去看望钟灵的母亲，得知她老人家已去世，只见到他的三弟。1996年我回山西，又去看望过他的两个弟弟。他的三弟在经商，日子过得还算富裕。他的二弟一直务农，加之体弱多病，日子过得很紧。我留给他数百元钱，为钟灵尽点手足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