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源县“二新民”学校做地下工作的点滴回忆

我在清源县“二新民”学校做地下工作的点滴回忆
◆ 刘杰

     我开始在“二新民”学校（现赵家街迎宪学校）做革命工作，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据我记忆，大约是在1943年秋天，李家楼村一个姓李的通知我父亲刘泰昌，说任亮同志（当时任清太徐工作团组织部长，后任敌工部长、县委书记）要我去李家楼村一下。我父亲还给我讲：“任亮同志找你，是有重要事情和你谈，你要好好听任部长的话”。早在1941年，清一、三区区长郭健、工卫旅代山同志，情报站李昌，敌工站张俊同志，还有常耀五县长、任亮同志经常到我家，与我父亲研究工作。那时我在仁义村读书，他们来时冬天多在屋里，夏天在葡萄地里研究工作。他们来我家时，我给他们站岗放哨，见生人来了，就打暗号吹口哨通知他们。他们都喜欢我，特别是任亮同志，经常对我讲抗日的道理要我用功读书，也经常给我一些抗日宣传品和一些革命书籍看。如《大众哲学》、《祖国呼声》（是宣传我党有关的抗日政策介绍苏联卫国战争和解放区情况的）。所以，任亮同志对我十分了解。过了几天，我到李家楼村找到了任亮同志。他给我讲，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要在清源“二新民”学校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情报站，动员青少年到解放区学习或工作，发展地下情报员，散发我党宣传品，搞敌人的情报，做瓦解敌人的工作等等。任亮同志讲，“经研究，你做这一工作比较合适，有你在学校读书的合法身份，年纪又小，不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他还告诉我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末了又说：“在学校一定要做好老师的工作，争取老师的支持，想法弄清老师的政治态度，又要更多地团结同学。这是你在二新民学校搞好工作的关键”。我很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给我的任务。恰好当时清源县警备大队二中队队长张立业(青帮‘悟’字辈)将仁义村刘外外(我方情报员)，收为青帮“学”字辈徒弟。任亮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积极主张我参加青帮，从此我就成了张立业的“学”字辈“徒弟”。任亮同志指示我想尽一切办法和张立业接近，才能弄到情报。我经常到张家玩，争取他的信任。张立业那时在衙后街居住，离“二新民”学校很近。因为我手脚勤快，张立业也喜欢我，杏子熟了送杏子，桃熟了送桃，还送葡萄、蔬菜等，我觉得他对我没有戒心。我利用张立业这个关系，对我在“二新民”学校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我逐步掌握了警备队内部的不少情况，基本掌握清源城南、西、北三门和西门坡堡门四个中队轮流站岗的规律，我都及时地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突破敌人“强化治安”经济封锁运送日用品等。
       我解放区人民的衣着和日用品十分困难。1944年冬天，通过“新二民”学校校长冯子青买得青布40匹，由我地下情报员(杏林子的张二青等)送给在李家楼村的工作团王效禹同志。这件事就是通过张立业的二弟张立功(警备队分队长)的关系送走的。以后还经常利用张的关系买一些火柴、煤油、纸张等运往白石沟后窑村。有一次，我书包里装了10包火柴，出西门坡时，被警备三中队站岗的发现扣留。我找了张立业，张派人来说让二中队处理，我才脱离了险境。
       二、做敌伪人员的瓦解工作。
       在1945年的夏天，由张二青通过张立业的三弟，警备队的张立训弄到了当晚敌人的口令。口令是“正井”，我及时向任亮和郭健同志提供了这一可靠情报，他们派了一支对县城道路比较熟悉的、精干的武工队，由我二哥刘富生带队，从水莲洞入永定街，捉住了一警备副分队长。他向我方供出了许多重要情况。如：警备队的武器配备情况等，又提供敌人近期要到我太四区(姚村一带)活动的重要情况等，我们向他做了党的有关政策的教育后，将放他回。任亮同志得悉后，当晚亲自组织了白石沟的一些村庄和仁义、平泉等村的民兵自卫队，到清源北关至姚村一带割电线，挖公路，破坏敌人的通讯、交通设施。这一行动使敌人在一段时间内通讯、交通受阻。
       1945年春，我在“二新民”学校经常接近在警备队当兵的张三海(仁义村人)，向他讲日本鬼子在中国的种种罪行，启发他的思想认识。1945年3、4月份，他带枪到我解放区参加武工队，后到十五团。他到白沟后，我们马上和他商量：“你才过来，你能否穿警备队的服装，到西门坡门，把站岗的枪夺了。我们在刘家园一带，派人掩护你”。他答应了，并和他研究了夺枪的办法。他去后，正赶上敌人接班，伪军才从厕所里出来。张三海乘机夺枪就跑，伪军因丢了枪，回去不好交帐，也跟张三海跑到了白石沟李家楼村(此人是柳湾村人)。这一行动使敌人内部非常恐惶，起到了瓦解敌人的作用，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从此以后，常有零星和整班敌人投到我解放区。
       三、我在“二新民”学校，根据任亮同志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和老师同学接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我经常主动和校长冯子青、老师戴海元、车仲全、刘祖阴、张正和等接近，有意向他们提一些问题请教，如“日本人经常杀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好欺负”?“蒋介石、阎锡山为什么不打日本人，而专打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等。这些老师中有的说：“中国是一盘散沙，不团结”。有的说：“共产党、八路军好是好，就是力量太弱，不能起领导抗日的作用”。还有的说：“中国太贫穷，在中国不适合搞共产主义”等。我通过各种形式向这些老师说：“全国各地都有抗日的解放军，并且大多数都在敌后，团结全国各界的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行的”。我的这些话，有的老师说我“根本不懂事”，有的认为“说得有道理”，有的老师基本同意我讲得这些话，有的老师说我“是小学生、小孩子，根本不懂国家的事情，要好好读书，等大学毕业了，才能知道中国和世界的事情等。今后不要乱说，日本人知道了要杀头的”。通过以上这些谈话，初步了解部分老师对当时中国形势的态度，根据我掌握一些情况，经常给冯子青、戴海元、车仲全等老师一些宣传品，如《晋绥日报》、《祖国呼声》等让他们看。同时得到一些火柴、布匹、纸张等日用品，正是因为与城门岗卫的关系，我才能将宣传品带进学校，把日用品送到城外解放区，当时对日用品困难的解放区，起到了些作用。
       四、在学校，我经常组织同学和校外青少年，阅读我从城外带来的革命书籍和宣传品。
       我把如《晋绥日报》、《大众哲学》，还有一些传单等宣传品带到学校后，先放到我们住的学生宿舍的顶棚内。和我们同住的有张柄、温友谊、赫丕福等，经常阅读的还有张良、王第、柴柏林、申国华，我们经常在赵家街、仓门口、西关、西门坡一带张贴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内容是宣传我党的政策，揭露敌伪的种种罪行，在动员人民抗日宣传我解放区的情况和瓦解敌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组织部分同学和青少年到解放区去工作和学习，有丁恩儿、张良、王第等人，在同学中发展了张某某等5个共产党员，并发展刘外外、张二青、徐恩儿等为我地下情报员。
       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在学校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1945年夏天，冯子青怕我有危险主动找我说：“最近伪教育科了解你的情况”。让我尽快离开学校。根据这个情况，敌人可能发现了我，经请示党组织，同意我在1945年夏天离开了“二新民”。
        （作者曾任四川精细化工研究设计所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