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杂记
■ 王保年
日本人来了
一个冬天的下午，村里人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人们吓得躲在家里，关住院门，不敢出去。我和哥哥从街门门缝往外瞧。我家门外堆着一堆一堆的高粱玉米杆，是冬天烧的柴禾。我们看到日本兵在街上捉鸡，一群鸡往高粱杆上飞，有的钻进高梁垛空隙里。乱了几天，日本兵就走了。据说日军占了徐沟县城，国民党县政府的人员都撤走了。商会会长常毅夫率商户接待了日本人，日本人夸他们恭顺，没杀人，令常毅夫当了维持会会长。常毅夫是大常村人，走过关东，会日语。他的妻是我邻家的女儿，人称“鱼儿姑姑”，她当了县长太太，很风光了一阵子。母亲叨歇说，她上轿车，几个人争着搀扶，几乎要“舔屁眼”了。
哄鬼子
日本人向村民要粮草马料，质量要求不高，人们把次粮或好粮里掺上皮糁圪渣，都能交了，叫做“哄鬼子”。
日寇逼各村捉八路军，捉住活埋。村里没办法，只好应付。一次把两个抽料面（吸毒）的人捉到村西。挖了坑，让人站在里面埋，埋到半截，等日本人一走，就刨出来放走了。这也叫“哄鬼子”。
学校念日本人编的课本，念日语。记得我上学时第一课是“天亮了”，第二课是“弟弟妹妹快起来，快来看太阳”，第三课是“太阳红，太阳亮，太阳出来明光光”，都是歌颂日本太阳旗的。但老师不讲含义，只令学生认字。学校还上日语，学字母，学会话。人们不重视，日本人来了就把书放在桌上，念“啊衣乌唉噢”。日本人走了，就把书装起来，也叫“哄鬼子”。
抗战胜利
我们村处在日本人修的汽车道边上，日军白天修好，晚上八路军就刨断了。日本人曾在我村设据点，后被八路军打掉了。日本人据点的对门，就是八路军常去的地方。那次八路军就是晚上从对门出发，把日军哨兵卡住脖子，进去几下就解决了。以后日军没敢再驻扎。
1945年秋天，日军投降，阎军返回，我们村西过兵过了整整一天。人们兴高采烈，学生们把日语课本撕得粉碎，学校院子里满地都是碎纸片。学生们欢呼胜利。
生病
一次很厉害的传染病，村里不少孩子患病、死亡。我和哥哥一齐病。哥哥喉咙肿得水米不进。扎针不顶事，吃药没钱。喝开水不方便，家里没煤火，做饭烧柴火灶，又没保温瓶。妈把铁茶壶包上棉花以保暖。有一天傍晚，父亲串门回来，说某某家孩子没了，就是这种病，他站在炕沿旁看着我们，掉下泪来。这是我第一回见父亲着急掉泪。
有一天，县城医院的郝汝璋（三大夫）来村巡诊，记得他用钳子夹棉球蘸上药水在我哥嗓子里擦，擦出来烂肉圪瘩，真怕人，又打了针，是从德国进口的盘尼西林，效力很大，后来病好了。
阎军抢粮
1946年至1948年，是老百姓十分难过的三年。阎政权搞兵农合一、三自传训，乱棍打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抢粮和支差。
麦收秋收时，派人到粮场上监视，大部粮食抢走。平时接二连三到村民家里没收。有个说法：“谁家烟囱冒烟，就去谁家没收。”一次我妈锁了街门外出，返回时见一伙人在门外，一个叫“大毛棍”的闾长，拿起一块砖头砸了我家门上的铁锁，回头恶狠狠地训斥我妈，说“不交粮就把你关到西庙冻一夜”。
当然也有的村干部心好，只是应付上面，暗中帮助村民。如有一次，五六个人要粮，一个人用叉子翻茭扒，翻见一袋粮，却很快又埋住了。还有一次，找不到粮，从茭棍里翻出一袋枣，有个人要连推车拿走，推车是贩卖枣的运输工具，但另一个干部说，不要拿，让他去换成粮，自己能吃点，也可交公粮。这个干部叫李义恩，当时是国民兵分队长，属村三人小组的要员，但他能当权积福，解放后村民对他没恶感。待他不错，他现在仍健在，八十多岁了，愿好人平安幸福。
支差应役
应付儿的事特别多。村公所的差人打个铜锣满街串，吆喝“每户一人，到村西汽车道上修路啦！”
有时一天派几种活，我那时常去替大人应役。到徐沟砸石子，修碉堡。十四岁那年的秋天，还去省城北面的阳曲县杜家坟等地挖了十几天战壕。
有一回派我父亲修碉堡，又派母亲去刮砖，恰值五岁的小弟弟脚伤了不能走路，母亲去央告村长，说：“下次再派我，你行行好吧!”村长说：“你家没死人，我不行好。”母亲只好把弟弟锁在家里去刮砖。
解放后，该村长被判死刑，绑在南乐台露明柱上让人们诉苦，村民人心大快。我家人也觉解了心头的恨气。这真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