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清徐葡萄和葡萄酒

郭会生  摄

（一）

这几年，清徐县正搞第二部县志。我也写了几篇人物传记，回清徐的次数就多了。自然，跟郭会生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郭会生这辈子写了好几本书，我认为唯有《清徐葡萄》和《清徐马峪炼白葡萄酒》这两本书的意义最为巨大。郭会生对清徐葡萄和清徐葡萄酒的探讨和研究，本人不敢说后无来者，但绝对敢说前无古人。我与郭会生见了面，主要还是说清徐葡萄和清徐葡萄酒的事情。

本人始终认为，郭会生的《清徐葡萄》一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写了历史。他说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带回来只是中亚地区的葡萄新品种，因为在咱们中国大地上一直就有野生葡萄。郭会生的书中，附有好多张全国各地和清徐的野生葡萄照片。他还对我说：“我的这个论断让许多葡萄专家认可，因为，有几种野生葡萄实物为证。这些教授专家们，主要精力是培育葡萄新品种，很少研究这些老葡萄品种从何而来？”他还说：“就连葡萄这个词也是从西域传回来的，在汉武帝之前的史书上根本没有‘葡萄’一说。后来才有‘蒲桃’、‘蒲陶’等词组，相比较而言，清徐方言对于葡萄的称谓更接近古汉语的发音。”本人作为清徐人，自然知道清徐人称“桃”为“刀”。所以郭会生的这一论断很有说服力。

作为一名清徐人，我不光在清徐边山一带见过野葡萄，还吃过酸牙的野生葡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西山矿务局铁路公司上班，常常沿着铁路专用线巡查。在从桃杏火车站至官地矿，沿线也曾见过叶小蔓短的野生葡萄。而且，沿线还多有野生酸枣树。

还有一个佐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十四军的王立岗将军，抗战时期曾任太行二分区同蒲支队的副队长。在1939年的“12月事变”后，太行二分区的同蒲支队和晋绥八分区的游击四大队，共同开辟了小鬼子重兵控制下的晋中平川地下交通线。我和将军见面时已是2010年，他跟我说了一段其回忆录《战斗在晋中平川》中没有说过的真实故事。

王立岗将军说：“那一回我护送彭德怀和刘伯承两位开国元帅回延安，原定于和游击四大队在清源李家楼村交接。谁知接近村边时，突然发现白石沟里有大队的日伪军，只好先到葡萄架下隐蔽。那天应该是八月十六大清早，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当时彭德怀严令，没经主人允许，不准任何人去动葡萄。俺们经过一夜行军，水米没沾牙，真是饿的前心贴后心。我只好让战士们去找野果野葡萄来充饥。第二年秋天，我又护送129师政治部，以蔡树藩主任为首的几十名七大代表去延安。蔡主任要求，必须走彭总和刘师长走过的那条线。这一回可先和晋绥八分区说好了，进了清源县后，沿大峪河进了一个葡萄园，就先吃葡萄充饥。蔡主任说我是政治部主任，不能跟你们一样去犯纪律。我让人找来了野果野葡萄，可他又嫌酸不好吃。我给蔡主任再三解释，他才接过红葡萄来吃。一吃，就连连称赞清源的葡萄太好吃了。”

我看过多个老革命的回忆录，他们在地里吃了老百姓的东西后，如果手中无钱就留个纸条。事后，事主可以凭纸条顶抗日军粮。当时将军的部队属于太行二分区，他的联系户都在汾河以东。而清源边山属晋绥八分区管，当然能理解所谓“这一回可和晋和晋绥八分区说好了”的意思。现在我把王立岗将军说的这段话，还可以理解为：在1943年和1944年间，野生葡萄广泛地生长在清徐西边山一带。

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太平洋彼岸。郭会生在其两本书中提到一个美国人，宾夕法尼亚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的帕里特·麦戈文教授。上世纪末，在河南省出土了一批古文物，就是这个麦戈文不光是从中发现了葡萄种子，居然还检测出了葡萄单宁酸。所以麦戈文教授断定；“中国人在9000年前就酿造葡萄酒。”

综上所述，这个事情无需再争论了。9000年前，如果中国大地上没有葡萄，何来的葡萄酒？这一事实比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要早了近7000年。

（二）

郭会生的《清徐马峪炼白葡萄酒》一书，详尽介绍了清徐特有炼白葡萄酒的历史、文化和生产流程。最重要的贡献是挖掘出绝产了五十多年，炼白葡萄酒古法酿造工艺。我重新翻看了手头的唐诗、宋词、元曲，发现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文人大赞清徐的葡萄和葡萄酒，可也无人说过清徐炼白葡萄酒的酿造工艺。

为此我专门问过郭会生：“难道在历史上就没有任何一点点记载？”郭会生肯定的回答说：“没有”。我们知道，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家族模式生产为主的各个酿酒小作坊，其工艺当然都是自成一体，师徒口口相传，并互相保密。我想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专利意识的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的酿造工艺公布于世。可我还有点疑惑，解放后成立的“清徐露酒厂”是国营大厂，难道也没有炼白葡萄酒酿造工艺的记载吗？郭会生说：“就这个事情，我专门查阅过清徐露酒厂的档案，文档中只有炼白酒的账簿登记和原材料对比，没见工艺资料。”他接着说：“解放初期，咱们国家是计划经济。1952年，清徐露酒厂没有完成生产计划。新调来的厂长，为了降低成本完成任务，就把费时、费工、费原料的炼白酒生产给停了。所以1952年以后，进厂的工人们，只有喝过酒窖中早存下的炼白酒，无人再做过炼白酒。”郭会生还说：“我听喝过炼白酒的人都说，老工艺的酒好喝。怪不得1949年，炼白葡萄酒还上了开国大典的宴席。”本人没见过炼白酒，更没喝过炼白酒，可是清徐露酒厂出产的锦杯牌葡萄汁、葡萄酒的那种甜绵口感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特别是锦杯牌啤酒口感，竟然和中国名酒青岛啤酒完全相同。到现在，还让清徐的许多老人们，经常怀念清徐露酒厂。

郭会生在这本书中，介绍了他为了挖掘炼白酒的古法酿造工艺，走访了大量的人物，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回想到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团队，当初不光是经历了这些，还做了大量的试验。所以我问郭会生道：“你既然敢写上如何酿造炼白酒，肯定自己也做过不少的试验吧？”郭会生说：“当然我不能光听别人说，自己也做过实验。2010年，清徐葡萄酒厂的董事长王计平看了我的《清徐葡萄》一书后，这才开始搞炼白酒。在那本书上我没有详说，他搞了两年也没有搞成，后来又找了我，让写“炼白酒”的专著。不过我个人写资料与搞试验和工业化大生产还有所不同，王计平组织人马，请了鲍明镜工程师，又干了一年才成功，人家也有不小的功劳。”

（三）

本来看过郭会生的这两本书后，我都写过书评，都刊登在《清徐报导》上。也就是说，本人不该就这两本书再写什么东西了。可如今，有三大原因使我不得不再写个东西。

其一，我的前两篇书评在《清徐报导》上发表，可惜竟无人发声。我想就算是我写的不对，也应该有人批驳呀？我是个小人物当然不值一提，可是郭会生和其父郭维忠不光是清徐县的名人，应该也是山西的名人。其实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思索，难道说是我孤芳自赏？去年我多次回清徐，并多次见了郭会生后才知道，清徐县志办原主任王保玉亲笔给他提写“清徐炼白酒第一人”。我跟王保玉主任也熟，当然要问他这个事情，王主任对我说：“人家郭会生能把失传的东西再挖掘出来，实在是了不起。”王保玉身为县志办的主任，无论是知识还是见识当然都在我之上。他能如此评价郭会生，说明我对郭会生这两本书的评价没有错。兴致又来，提笔就写，真是感到英雄所见略同。

其二，我的前两篇书评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专利。据说早几年，有一个法国人，跑到中国来索要葡萄酒酿造工艺的专利费。我见了郭会生当然要谈及此事，他对我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实际上中国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跟欧美国家的葡萄酒酿造工艺根本不同。美国人麦戈文教授，曾经亲自到清徐来考察，最后的定论，欧美国家的葡萄酒酿造工艺是‘干’的发酵法，而中国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为‘炼’的浓缩法。由于酿造工艺本质的不同，葡萄酒的质量指标与口感也就不同。中国传统葡萄酒的口感是甜带微酸，而欧美国家葡萄酒的口感是干涩带微苦。所以，喝惯了中国葡萄酒的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欧美国家的葡萄酒。”

我马上就问：“难道麦戈文教授是专门为了清徐葡萄和葡萄酒而来的？”郭会生回答说：“麦戈文教授来中国当然不是光为了清徐的葡萄。可他来清徐肯定是为了清徐古老的葡萄和葡萄酒。听葡萄酒厂的人说，人家自带着翻译，是看到了《清徐葡萄》一书后，才专门找来清徐的。”我感到真可惜，中国和美国的这两大葡萄和葡萄酒专家竟然没能见面。

其三，当然还是专利问题。如果再有个什么人跑到中国，索要专利费怎么办？还有，外人仿制了咱们的炼白葡萄酒又该怎么办？咱们又该以什么依据去跟人家索要专利费？郭会生回答说：“我写的这两本书都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有正式书刊号，出版时间写的清清楚楚；炼白酒的生产地点与工艺写的有根有据；历史传承人写的明明白白；所以不怕再有什么人来索要专利费，也不怕别人仿制咱们的炼白酒葡萄酒。”

虽然说本人对于专利和非遗的申请不是完全明白，可思考再三，还是认为申请专利和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两回事情，应该慎重对待。就这个事情我和郭会生第一次有了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再三思量，本人毕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真诚希望能有专业人士提出个合理的建议。因为，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好东西，绝不能轻易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