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苦命的母亲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一所寄宿制小学读书，周五都要去外婆家。对于去世的母亲只有恐惧，没有好感。一年清明，我跟着外婆去给母亲上坟，朝着写有母亲名字的木牌，木然连叩三首。从那以后，外婆隐隐约约给我讲起母亲与父亲、母亲与我的故事。

父亲和母亲结识于上世纪30年代北京师大附中。他俩同级不同班，由文学牵线结缘。

那时父亲办起了一个名叫“缦云社”的文学社团，出版半月刊《缦云》。母亲参加了该社团，负责出版部工作。彼此交往多了，日渐生情，成为挚友。父亲一直保存着当时母亲写给他的娟秀的字迹：“今日放学我想开个会。现在‘缦云’第11期的稿件只有两份……‘三·三班’的社友我知道的不清楚，请你给我写个名单……出版部贤（母亲名邵乃贤——笔者注）。”

高中毕业后，母亲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父亲却因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遭国民党缉捕，幸亏校长出面交涉，才免一难。但毕业评语中留有“品行失控”记录。父亲一怒之下，投奔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一双恋人，两地相隔。父亲在给母亲的第一张照片下方题写：“贤，这整个的我愿永远飘浮在你眼前——心底。根（父亲名郭根——笔者注）。”

大学毕业之后，父母赴内蒙古当了中学教员。不及两年，抗日烽烟四起，他们参加了“绥远民众抗战救亡会”。“七七事变”后，学校解散。父亲买了辆旧自行车，带着母亲（母亲怀抱年幼的大姐），日夜兼程，回到山西故乡，将大姐留给二婶照看，后辗转南下，抵达上海（当时祖父告病栖身于上海法租界），父亲投身于抗敌文化活动中。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烽烟万里》在《申报》连载一月有余，风行一时，影响很大。后被汪伪政府通缉，父亲留下二姐和尚未出世的我，告别罹病的祖父和已确诊为肺疾的母亲，化装前往江南游击区，奔赴抗战一线。尔后，先天不足的我，在法国的一家教会医院临世。医嘱母亲：不得哺母乳，不得与孩子同床。一年后，祖父病故。母亲托朋友抱着我，携着体弱的二姐，投奔了二姨。后多亏大舅妈的照料，我们姐弟俩才得以苟全性命。

其时，母亲独居一间陋室，卧床不起，大家都躲着她，生怕惹上痼疾。惟有大舅妈为母亲送水送饭，倒屎倒尿。形容枯槁的母亲，常常喘着气呼唤我的乳名，大舅妈抱起我，隔着玻璃窗无奈望着病榻上痛苦呻吟的母亲。后来听大舅妈说，那时我不愿或不敢见母亲，从不叫“妈”。一天午后，母亲突然呼吸急促，口吐鲜血。大舅妈急忙抱起我进屋，我竟疯了似地哭闹，拼死挣脱，跑出房间。是时，母亲身边只留着好心的大舅妈和五岁的二姐。临终前可怜的母亲，有夫不得相守，有儿不得相见，怀着无尽的痛苦和忧伤，撒手人寰，结束了她苦命的33岁人生。

很早就想写点关于母亲的文字，是伤感？是愧疚？几番提笔，终未成文。偶翻书柜，发现《邵飘萍传》扉页中母亲的遗照。凝眸母亲端庄、秀雅的面庞，潸然泪下，难以抑制。再次提笔，了却了我心中无限愧疚的宿愿。

天国里的母亲啊，您能谅解一个三岁孩童的无知和不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