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思想库

三晋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地位，主要鉴于以下三个历史事实：

首先，山西曾担负过作为推进统一的华夏民族的形成的重要角色。

唐叔虞封晋，并在今太原地区建立晋国，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建国方略，确立了我国民族聚集地区实现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战略，由此而在与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民族。其原则和典范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以至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启以夏政，疆于戎索”语出《左传·定公四年》。卫灵公的太祝子鱼谈到周初对鲁、宋、晋三国的分封时说：

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明德……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筏、旃旌、大吕，殷民七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按以上谈鲁、宋的建国原则，均为“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唯唐叔虞因封于“夏虚”之特殊性，必得“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这一段谓：“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对“启以夏政”注云：“亦因夏风俗开，用其政。”“疆以戎索”句则注云：“太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通，故自以戎法。”沈玉成先生《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译此段曰：

分赐给唐叔大路、密须的鼓、阙巩的甲、沽洗，还有怀姓的九个宗族，五正的官职，用《唐诰》来告诫他而封在夏朝的故城。唐叔沿用夏朝的政事，而按照戎人的制度来区划土地。

如此，“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实际上就是要根据当时当地老百姓久已熟知并沿用已久的政令法令，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特别是鉴于山西“近戎”的特点，要照顾各民族不同的利益和情况，以制定新的政策法令，求得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周公这一措施虽然主要是为巩固新建的周王朝的统治的，但山西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其长期的繁荣稳定、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显得尤为重要。山西从周代以来，历代的统治者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治理的，从周代到汉末，再而到魏晋南北朝，太原地区成为汉民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聚集交流的中心。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则一直发挥着它应有的强大威力。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正是在各个不同民族互相交流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是这样书写的。直到今天，这一确定不移的正确原则仍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其勃勃的生命力。

其次，山西曾担负过古代中国国家体制新形式的探索者与实践者的角色。

首先，西周初年晋国的建立、并进而向南迁移，在今山西南部发展，对当时中央周王朝的政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速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过程。

晋国自第三代或第四代君主开始，由今太原为统治中心的山西中部向南部迁移，其真正原因虽难以确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它在长达近七百年的侯国史中，是以不断兼并周围弱小国家的方式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的（弱肉强食似乎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世界的文明进步也是循此规律前进发展的）。而当时中央周王朝的政体如何？当时周王朝国家政权形式实际上呈现出一种方国联盟的形式：即以一个势力强大的方国为宗主国，其他的方国为其附庸。这一种方国形式的国家机构，从唐尧、虞舜起直到夏、商再而西周，曾长久地存在。方国政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就是要求长久延续曾经存在过的方国的生命，这是一种家庭伦理观念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孔子大声疾呼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就是方国的传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按在今山西地区崛起的晋国显然抛弃了这种过时的方国政体观念。

晋自建国后，兼灭多少国家，已不可数计。仅据文献上的一些不完全的记载，晋献公之前，伐千亩、条城，攻郦戎，灭霍、魏、耿三国，又覆灭虢国、虞国。晋文公即位的第二年，伐樊国而迁其民；伐苏国都邑温以为县，以狐溱为苏大夫；伐原国而迁其国于冀，以其故地为县邑，以荀息为原大夫；晋侵伐、迁徙樊、原二国，取苏之温、州、陉、四，再取周之组、茅二邑，其南境开始与东周的都邑隔河相望。也正因此，晋国才由西周之初一个弹丸之国发展成为雄踞三晋之地的天下霸主，一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王室渐趋衰微、诸侯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晋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体制的初步探索者，在无数次刀光剑影的厮杀中，已初步将周王室的方国政体基础上的“封建制”撕得粉碎。

第三，更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之交以晋阳为统治中心的赵简子与赵襄子父子二人对新的国家体制的探索与实践：

１.公元前513年（周敬王七年 晋顷公十三年）冬，赵简子与荀寅率领晋国军队在汝水之滨（今天的河南中北部）修建城防工事。从民间征得铁一鼓（约合480斤），铸造铁鼎，并在上面铸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这一行为，体现了对旧的方国体制的彻底而大胆的否定，新的国家形式已经呼之欲出。死抱方国体制不放、思想保守的孔子和蔡史墨对此曾予以强烈责难，认为这将导致贵贱不分，晋国已显出灭亡的征兆。

２.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赵简子未待君命，执杀其家臣邯郸午于晋阳，由此引发范氏、中行氏对他的攻击。《春秋》的作者对赵鞅所为深恶痛绝，在《春秋》中记此事为“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晋国六卿生死存亡的争斗由此达到白热化。可以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正式拉开了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序幕。

３.赵襄子时代的“三家分晋”标志着新的国家体制在斗争中正式确立，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在晋六卿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范、中行先亡；势力强大的知伯向赵、魏、韩三家索取土地。赵襄子无恤抗命不遵，知伯率韩、魏攻晋阳。韩、魏在赵臣张孟谈的劝说下，与赵联合，反攻知伯，分知氏之家，再三分晋室。三家分晋，标志着新兴国家体制在韩、赵、魏三国中正式确立，从而敲响了中国有声有色地向封建制发展的开场锣鼓，中国社会由此无可阻挡由奴隶制迈向了封建制社会，开始创造自己尔后长达二十多个世纪的独具特色的灿烂光辉的封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