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7日,本报四版头条刊登了《财物轻怨何生——大厅院的故事》。关于家族文化,笔者今天将继续和大家叙叙我们大厅院的家风故事。
冠名“树德堂”的大厅院是常家在大常的院落之一,常家是大常的一大家族,大厅院之外还有旧院、新院、当中院、南大门院等多处院落,分别住着常家的后辈儿孙。
常家靠实业起家,有着严格的族规、家规,形成了优良的族风、家风,并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大厅院秉承常家的传统,从上到下团结和睦,加上前家后继,邻里百家都是谦让善待,从未有利害冲突、打闹纠纷,在周围博得了“好人家”的赞誉。
常家的其他院落也有着各自值得赞誉和学习之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社会风气的优劣。好的家风给社会正能量,使社会形成好风尚,歪风邪气没有了市场,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据祖传,大常的常家与榆次东辋《常家庄园》的常家同属一脉。由于战乱丢失了家谱资料,仅由常家一些老人回忆相传至常天枢一代(约清朝乾隆末嘉庆初),他是我祖父的曾祖父。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长辈们讲常家先辈的往事。
常天枢先祖开始创业是从河南禹州访得一种古瓷制造法,主要生产钧瓷,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后经不断改进创新被人称为新钧瓷,产品表面看似布满裂纹,实质细致坚固,深受行家赏识,因此产业不断扩大,只在河南就办了好几个分厂,产品自产自销,还出口海外,年收入达数万银元,成为常家的支柱产业,全族各家都有股份,大家受益。
常家经营瓷业,经承祖训、家规,宽厚待人、以义取利、薄利多销、助公济贫,深得四方拥戴,谨以社会人士赠送的悬挂于本族老宅(后人称旧院)正房屋檐下的两幅蓝底金字大型匾额为例,一幅是清道光二十年所赠“名标东鲁”,另一幅是“陶朱实业”,可惜几经变乱匾额散失。连河南神垕镇“长寿观”立的捐助钱物的石碑也荡然无存。碑匾遗失,但优良的家风百年传承。
常家又一特点是虽经营实业致富,但没有窖藏白银,没有广置田产,除兴办实业之外,便是智力投资,培养人才、重视教育,在全族形成了浓浓的学风。据上世纪末初步统计,全族仅大学生就达40余人,与本村其他大户比较,不仅绝对人数第一,按人口比例也遥遥领先。
常家有严格的族规、家规数十条,除经营之道外,涵盖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和家睦族、交财尚义,以至婚嫁服饰等方面。虽时代所限有一定的封建色彩,所言条款也不过仅举大略。家教之道千条万绪非言语所能倾述,事实是全族上下形成了良好的族风、家风,加上浓浓的学风,各行各业人才济济,并且不乏好人好事。
前面提到常家在河南“长寿观”的捐助财物的石碑,石碑虽荡然无存,但优良的传统得到了传承。如最后一位老板常大錀。他是常天枢的长子常焕的长孙,在叔伯弟兄中排行老六。瓷窑上经营人员是族中公选轮流执掌,在常大錀执政期间,遇上1942年全国大灾,禹州大旱加蝗灾,难民盲流四处,路旁饿殍遍地,常大錀老板专门雇了几套马车,每天一趟到襄城县买粮,把拉来的粮磨成“色色”(小颗粒),用七营大锅熬成粥,每天救济难民数百人,一直坚持了三四个月,帮助大家度过了灾期,当地人都记着常家“人和义”(瓷业字号)活命之恩,称常大錀老板为六哥、六叔、六爷。他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由于年事高后经常在老家运筹帷幄,历次政治运动因他有好的口碑,从未受过批斗。
他的宅院人称“新院”,我小时候常去玩耍,我称他为六爷爷,他鹤发童颜和善面容,令人既尊敬又亲切。它的助人为乐、疏财仗义,也是常家和家睦族的典范,有他的主持使常家优良家风得到了进一步传承。
六爷爷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常承润没有因父亲是老板而在瓷窑上吃老本,而是自己奋斗做生意,大多在北京、青岛一带,在我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长袍马褂、大背头,出来进去很有气派,后来不知怎么生意失败不得已回到老家务农,因为孩子多而生活十分困难,但他能上能下,自强自立,从不气馁。孩子们穿的衣服,冬天穿完到天暖后去掉棉花改成夹衣,再天热后改成单衣,孩子们长大后不够住,买不起新建材,曾(约1978年)便宜拆卖走我家五间南房的旧料,自己盖起住房。改革开放后,他大显身手,办起了醋行,通过努力成为太原市醋行老字号“益源庆”的合作伙伴,全家很快脱贫。
六爷爷在常家“执政”期间所作所为,对常家优良风气的传承的确功不可没。风气正了,多“周穷恤匮,济物利人”,少“悭吝不为,有乖礼体”。
如:大厅院内部让房产之举,虽然对方用了一些手段以换房名义占去了我们的土院和房屋,但有历史事实和土改房产证在手,全家没有一个人争辩。不是有口难辩而是有口不辩,诚心诚意谦让,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失去了房产,增进了亲情。
又如:我本村的表姨,家庭困难,其孙儿学习优秀,靠减免学费的待遇上完了中学。在他考上大学后,从入学到毕业,我从退休工资中拿出万余元资助其上大学。该生天津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所工作。
常天枢先辈有三个儿子:常焕、常炳、常灿,被人称大门、二门、三门。三子常灿中清朝举人,常家重视教育从他而起。虽然主要经商,但有着浓浓的文化氛围,可称得上是儒商。在民国期间有了现代的学堂,有代表性的是我伯父常承瀁(字浩如),我称大爷,他从小爱读书,上小学报名后领回新书,一晚上就把一册书从头到尾全读完。高中毕业,邮差把毕业证书送到村公所,村里竟组织锣鼓队报喜,喊着:“常家又中了洋举人”。大爷直上到大学毕业,在他的引领下,全族适龄青少年,个个求学上进,学风大涨。抗战期间,学校不能正常开课,稍长一些的叔叔和兄长结伴远赴西安求学,在交通阻断收不到家里接济的情况下,靠勤工俭学,不惜做苦力,坚持完成了学业。我的亲叔叔常承浦1946年西北工大毕业,回到太原下火车雇了一辆人力车,找到在太原工作的我父亲(他二哥),车夫帮他拿着简单的行李卷迎面走来,他二哥一时竟分不出哪个是他的弟弟,因为二人都是破衣烂衫,叔叔穿的甚至比车夫还破烂,可见他们在西安求学的日子里多么艰苦。
而他们中表现最突出的要数我的堂叔常承法(我称八伯),他是我二祖父常大钺的次子,三岁生母去世,没几年父亲也没了,从小就与继母即我的继二祖母(二娘娘)相依为命。二娘娘虽自己生过一子,但很小就夭折了,所以一直视我八伯常承法为己出。八伯也受家族文化氛围影响,从小爱念书,抗战时期也结伴去西安上学,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学。一年后西安解放,他又重新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是当时八名首批受苏联专家教导的硕士之一。在他一直上学深造期间,他的继母孤身在农村,为支持他上学,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做大鞋,鞋的底和帮都用密针实纳,费工且十分结实,是当地农民十分爱穿的一种鞋,做好几双后就卖给需要的人,所得钱 自己舍不得用,全部寄给她的继子常承法,贴补他上学生活所用。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支持儿子求学上进,实为难得。八伯一直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专攻西藏的地质状况研究,成就斐然,成为国际级地质专家,是美国地质学会终生荣誉会员。与他们同龄者,我的兄长们,常文祥、常文祯、常文林等都是解放前就学业有成,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解放后条件好了,学业有成就者更层出不穷。
大伯常浩如之子,我的堂兄常文保北京大学毕业留校后,成为化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次子常文良是山西建筑设计院高级设计师,在全省建筑界有极高的声誉,可惜积劳成疾,在50岁时英年早逝。在生病住院期间,吃一顿饭都要休息几次,但去世后掀起褥子下面满是图纸,他就是有求必应,拼上命也要帮人,而且分文不取。他说:“人情是最大的财富”。感恩是人之常情,怕他在医院吃不好,晋阳饭店的高级厨师经常专门为他做营养餐,以报他为改建晋阳饭店中作出的特殊贡献。我的堂姐常文采,解放初期就在上学期间任了太原市团市委委员,胞弟常文恭是天津塘沽新港造船厂总工程师、国家科技进步奖章获得者,还有常灿举人的后代常承泳是中国地质石油部总工程师,常承泰(常志勇)山西省政协委员、民建秘书长。六爷爷之孙常文彬,内蒙古教育学院教授,等等,各行各业人才济济,不胜枚举。
而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成才后的风光,那知风光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难。可谓寒窗之苦是每个求学者所难以避免的。
常家重视教育,求学上进,但在族规“教子弟”一条中也说明:“有资质不能读书,以及力不能读书者,则为农、为工、为商及雇佣营生,亦属正业,总当责以勤俭,教以安分,令其学为好人,切不可游手好闲从而败坏家风”。所以常家对子弟的教育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常家求学者能勤工俭学,能不惜做苦力完成学业,在各行各业成为业内佼佼者。
常家的老宅后人称“旧院”,住着二门常炳之后,我们称大爷的常承泉一家,大爷去世后,大娘为让她的独子常文林早日顶起门户,在他刚满十六岁便为他娶了媳妇成了家,虽早成家,但他受族内学风影响,一直常年在外读书,直上到大学,在北师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兰州大学教书,年龄大后才调回太原晋祠文物研究所任所长。我称常文林为三哥,他性格开朗、健谈,不愧为资深历史学家。他的媳妇(三嫂)比他年龄大又不识字,但无论是当大学教授或晋祠文物专家,都一如既往孝母疼妻,在兰州大学每年不远千里回村探母望妻,当了晋祠的文物专家更把妻、母接往太原安家,母亲逢人就说:“有好儿还得有好媳妇”,把儿的孝顺归功于媳妇,婆媳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我父母从北京回来参观晋祠,三哥亲自带领参观、讲解,他的所作所为值得我们学习、称赞。
“当中院”从我记事起住的是五大娘(堂叔伯)一家,因常家诸位大爷大娘都有自家的院落,我无疑认为当中院就是五大娘家的院子。直到解放后五大爷在瓷窑混不下去回到老家,五大娘不让他进门,才晓得是他败家把大厅院属于他名下的房子卖了才不得不使一家大小到外租赁下当中院居住。该院也是常家一位爷爷的院落,可能是都在外,所以把院子租赁给了五大娘,住处是有了,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五大娘一人带着六女一男七个孩子,靠种地为生,又没有强劳力,孩子们只能大的带小的,稍微大点的就下地干活,大我两岁的小姐姐花妞,在我无忧无虑上学时,她已是家里的主劳力了,整天拾柴、种地,哪有条件上学。唯一的男孩与我同岁,按说他是独子该娇生惯养,但他没有条件,他很懂事能体谅母亲的艰难、姐姐们的辛苦,格外听话并勤劳,他总是按时去上学。常听人们夸赞他:“合林是个好好(好孩子)”。我常去当中院玩耍,五大娘和姐姐们待我很亲。在我上了大学的1961年的一个星期天,结伴与同校的小时候玩伴回了一趟老家。我照例回到大厅院二祖母(二娘娘)家,亲戚们听到我回来,都陆续聚来,五大娘也到了,多年不见,大家说说笑笑很是热闹,就听三嫂对五大娘说:“现在户里数你好咧。”此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五大娘生活条件最差,她是通过怎样的奋斗才被称为全户最好的呀!五大娘的确是一位女强人。在我的记忆中最苦的日子也从未见过她愁眉苦脸。隔日五大娘叫我去她家吃饭,1961年正值困难时期,五大娘为我包饺子,但我看到她只给我吃的白面饺子,她和她的儿子、儿媳、小女都吃的是包皮面饺子(外边白面,里层是红面),一个饺子居然是两层面,我感到好奇又感动。五大爷败了家,五大娘率子女兴了家,所以五大娘可谓家庭妇女中的佼佼者,也是常家好家风的榜样。
经济基础的改变,家族的概念在人们的心中逐渐淡去,族规、家规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时代的新风尚。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永恒的,追根溯源,我们还是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先辈的奋斗创业令我们敬佩,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深深怀念,家乡是我们的根,在外漂泊多少年也不能忘了根。
我的一位侄儿,在临去新西兰留学前夕,特意让他父亲带他回趟老家,去看我们的老宅大厅院,可惜它已不复存在,只剩一处破旧的小院,但我相信会在孩子心中会留下永恒的记忆。
小辈的恋乡之情打动了我们,一直以来由于工作、家庭负担、经济条件所限,无暇顾及我们的老家,但它却深深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直到我们年逾古稀才想着应该抽时间把老宅所属的小院修复起来。令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从2016年计划到现今六七年时间,一直因种种原因而修复不成,但我们还是把它当作我们的根,我们的念想。
前辈勤劳致富、济物利人,父辈们自强自立、求学上进,形成了常家优良的家风。我们生长在新社会更应有新风尚,团结互助、诚信和谐,发扬正气,杜绝歪风邪气。
我们虽大多是工薪阶层,没有能力对家乡做更大的贡献,但只要有益于家乡进步发展,我们都甘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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