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成千古地灵论唐晋

四、今人据顾氏观点否定唐叔虞封地晋阳说正确吗？

今人最新对晋阳作为唐晋之初都提出不同看法且论之甚详的，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当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之《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一书。其书第二章《唐尧文明的诞生和年代》（由胡建先生主笔）也认为叔虞之初封地在今晋南。但据该章引述，前人对唐叔虞初都晋南究在何处，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说法，即平阳、鄂、翼城、安邑、永安，该书认为，这五种说法的最基本立论根据，主要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的“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由此可以看出，这五种说法纯粹是建立在一种猜测想象的基础上）；在这五种说法中，著者认为“又以‘平阳’、‘翼城’两处较其他令人信服”。其主要根据是：

1.郑樵《通志·都邑略》的说法。

2.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唐》条中力主“翼城说”（见上引录）

3.《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括地志》曰：“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并拿学者丁山及《毛诗谱》的观点作为佐证。

4《国语·晋语》记载晋献公与各诸侯国举行“葵丘大会”述及晋国疆域局 限于霍山以南和中条山以北的汾、河、浍、涑地区。

5.考古学上陶寺文化的发现。

下面对以上说法略作分析评述

其第一条，关于宋代郑樵的说法。按郑樵在其所著《通志·都邑略》“五帝都”条中论到尧之都时以疑似的口气说：“尧始封于唐，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并在后加按语曰：“唐今定州唐县，犹有唐城存焉。或云唐城在绛州翼城西二里，及徙晋阳，则以晋阳为唐，今平定军有古晋阳城，是其地。及为天子都平阳，则又以平阳为唐。”而论到晋之都时则以肯定的口气说：

晋都唐，谓之夏墟，大名也。本尧之都，谓之平阳，成王封其母弟叔虞于此，初谓之唐，其子燮立，始改为晋，以有晋水出焉，正名翼，亦名绛，而平阳是其总名……

按此种说法，实难以令人接受，既云唐尧曾都定州唐县，曾都晋阳、平阳，这三地都曾叫作“唐”，又何以见的叔虞之封就在平阳？依笔者之见，这种说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其第二条，关于顾炎武《日知录》中的说法，笔者在前面已作了陈述，兹不再述。胡先生引述这一条犯得是与顾炎武同一的病，他似乎也对李泰《括地志》中对叔虞封地晋阳的另一处明确的记载毫无兴趣。

其第三条，关于《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出自《史记·五帝本记》“帝尧者”三字下唐代张守节“正义”，张在这三个字下实际尚另引述有徐才宗《国都城记》的一段话：“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又平阳名晋州，不知出于何时。依笔者之见，平阳之晋州，既不在古九州之范围内，又不在相传舜时十二州范围内（十二州之名为：雍、荆、豫、梁、冀、幽、并、青、营、徐、兖、扬），也不在汉代之十三州部刺史之内（汉十三州部刺史为（司隶、并、荆、兖、豫、扬、冀、幽、青、徐、益、交、梁），可以肯定，它是一个后起之名（因春秋时晋国在此活动过而得名）。经查西晋十九州也无晋州之名，其得名是在北魏时期。《魏书》卷106《地形志》有“晋州”之名，下用小字加注云：“孝昌中置唐州，建义元年改，治白马城”。其州“领郡十二，县十三，户二万八千三百十九，口一十万三十九”。下属之平阳郡下也加小字注曰：“晋分河东置，真君四年置东雍州，太和十八年废，改置。”依此可知，晋州是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公元525年）新建的，初名唐州，北魏孝庄帝即位的当年建义元年即公元528年始改名晋州。而“平阳河水一名晋水”始于何时，虽不可知，但推想，极有可能与晋州的设置有关。考郦道元《水经注》“汾水”条述平阳时曾提到“平水”：“汾水南与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又东经平阳城南，东入汾，俗以为晋水，非也。”郦道元对平水名晋水的辨证应该是正确的。但学者丁山先生认为：“考《魏书·地形志》云：‘平阳有晋水’。则俗名晋水，盖由习俗相沿，或胜于史家之牵附，晋水之名必较平水为古，是春秋战国间所称平阳实即古晋阳。”我所查之《魏书·地形志》没有查出“平阳有晋水”这五个字（所据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缩印《二十五史》本）我们不知，“晋阳实即古晋阳”这种说法又有多大根据？有人据此得出“平阳的晋水被确定为春秋战国间仍然使用之后，叔虞子燮父改国号曰‘晋’的原因可以说基本明白了。”并引《史记·正义》张守节引《毛诗谱》曰：“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认为“尧都、尧墟应在同一地，在平河之阳，即平阳。”笔者要问，丁山先生那些只不过是推测的话，何以就能证明平水在春秋战国间就是晋水？何以能证明此前的史家统统都是在胡扯！又《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毛诗谱》到底是证什么？是证古唐国在平阳吗？否也！《毛诗谱》的观点是古唐国在晋阳也！

其第四条理由，即认为春秋晋献公时晋国之界不出景、霍、汾、河、浍、涑范围内。这一点笔者在前已有论驳，兹不再论，读者自可从中作出判断，毋庸笔者再浪费读者耳目。

第五点，关于考古学上陶寺文化的发现问题。笔者认为，考古发现应该重视，对考古学上的成就也应该加以肯定，但考古学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考古学能否非常准确地定位一切呢？对陶寺文化的研究，并且对它所存在的时代笔者也是同意的。但陶寺文化是不是就能说明唐尧之初都在晋阳还是不在晋阳呢？有人据陶寺文化得出古唐国在晋南的结论，但也有人据太原的东太堡文化得出古唐国在古晋阳的结论，这又做如何的解释？同样地，陶寺文化是不是也能说明唐叔虞的封地问题呢？窃以为不可！现在考古界似乎有一种极端忽视文献学而只重考古发现的倾向。某一观点不管是否正确，动辄就以考古发现相诘难。要知道考古发现并不能说明一切。某些地方考古上暂时没有新的发现，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不存在或没有存在过某一历史。因为历史或文物古迹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另由于某些地区的特殊性，这一个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现。就古太原而言，就在那一个狭小的土地上，有多少王朝在那里活动过？要知道，太原不象长安而更象洛阳！许多时代的遗迹层层迭压累积。我认为如果要想在古太原有所发现，只有把古晋阳城遗迹及其周围地区挖个天翻地覆。还有，考古学和文献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至少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文献学是纲，考古学是目，而不是相反。因为考古是在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考古发现大部分是用来证明文献的是否可靠性的，我们今天所搞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难道不是这样？但有些文献，考古学并不能完全证明得了。同样，没有文献的指引或作为线索，考古也完全是一种近乎盲目的行为。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人对陶寺文化的表述，即“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之一”；天马—曲村遗址，“有可能是晋国的一个都邑，而且更有可能是晋国始封的唐国所在地。”但这仅是一种可能而已，则下面的推论就有点不可取了：“两处遗址的发现，确定了唐的范围在‘平阳’和‘翼城’一带的文献推论”（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56页）。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文献说过唐是在翼城这样的话？仅指顾炎武之类少数人还是所有的其他人？

有人认为，“太原”“晋阳”“晋水”等名是“晋南的一些地名跟着晋人北上沿袭下来，太原之名在山西中部一带继续使用，晋阳、晋水也同时沿用至今。”言外之意是说，以上三个地名也是原产于晋南，只不过由于春秋时晋国的向北扩张，才把这些原产于晋南的地名送给了晋中地区。这一说法，颇为新奇，也颇刺激，很能引起轰动。但遗憾的是此说法没有多少根据，只能作为饭后茶余的笑谈而不能算作学问。

关于古唐城及唐叔虞封地问题的考证，笔者也确实很同意胡建先生的看法，即“唐城的位置究竟在何处，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晋水的判断上，明确了晋水所在，唐城的位置就基本可以确定。”胡先生也指出，主张太原说的清代学者金鹗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关键是晋水究竟在何处？胡先生也注意到晋水之名最早出自《山海经》，但认为，《山海经》中之《海经》成书于汉代，与郑玄注《毛诗·唐谱》、《班固》汉书自注如出一辙，汉代人的说法全不可信，他独取郦道元《水经注》中之“平水俗以为晋水”，并不顾郦对晋水、平水的清楚辨别，认为平水曾名晋水，是古已有之的称呼，并引丁山先生的观点来证明，认为春秋战国间古平阳实即古晋阳。独不知《山海经》为秦前古籍，这已为古今基本认同。又，胡先生认为《海经》成书于汉代，且不去论其说法是否正确，但就郦道元所引晋水这一段而言，就不是出自《山海经》之《海经》，而是出自《山海经》第三卷《北山经》。其原文如下：

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无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又西二百里曰少阳之山……又北五十里曰县雍之山（郭璞注曰：今在晋阳县西汲甕，雍音甕）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其兽多闾麋，其鸟多白翟白有鸟，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汾水……

关于考古发现所证之晋都。据近年来在天马—曲村遗址发现的晋侯墓葬，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概要》，根据墓主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墓主初步断定为从晋武侯到晋文侯8位前后相继的晋侯及其夫人。这些晋侯是：武侯、成侯、厉侯、靖侯、僖侯、献侯、穆侯、殇叔或文侯。这个结论，是国内考古界权威人士经过多年研究，集体探讨得出的。依此结论，权威人士也推知两点：一是这些晋侯都是晋国前期的君主，且排列完整（晋君世系共大约三十五位君主），但墓中独少唐叔虞及其子燮父的墓。而他们葬于何处又对晋国的始封地及早期的晋都所在地均事关重大。二是已发现的晋侯墓主与《史记》晋世家所列晋侯世系完全一致，这说明司马迁所记无误。就第一点而论，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很充分地说明了唐叔虞与其子燮父墓不在晋南而在今之太原。民间口耳相传至今的太原晋祠附近晋王陵当不是虚言而是实有。